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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病毒
中國CDC統計數據比中共官方公佈數據多25倍。(圖:pixabay圖庫)
中共病毒肺炎疫情專題

中共隱瞞疫情最強證據(3): 網絡直報系統數字比官方數字多25倍

【希望之聲2020年5月30日】(本台記者馨恬綜合報導)中共對中共病毒(新冠病毒)疫情的隱瞞,現在是否還能找到證據?隱瞞的決策者到底是誰?如今世界各國對中共隱瞞造成的巨大生命和經濟損失開始了大規模追責索賠訴訟,證據成爲至關重要的因素。

本臺「走入美國」視頻節目主持人馨恬帶來一個重磅專訪,可能是迄今爲止最有說服力的證據。採訪嘉賓是旅居德國的工程博士、水利專家、獨立知識分子王維洛博士,他對三峽工程的尖銳批評,以及對中國環境污染問題的深入研究,使他成爲海內外公認的權威和良心知識分子的代表之一。

前兩集專訪中,我們報道了德國國土資源專家、獨立知識分子、工程博士王維洛先生的發現,他從中國醫學專家在西方醫學期刊上發表的公開論文中,挖掘出了大衆所忽略的真相,包括投資10億餘人民幣、運行了16年的中國「傳染病網絡直報系統」爲什麼失靈了;武漢官方查出了什麼,又隱瞞了什麼;中共最高層知道了什麼,隱瞞了什麼,爲什麼隱瞞;中國醫療工作者在現有體制之下是如何設法向外界傳遞所知的一點真相的。

(接上文:中共隱瞞疫情最強證據(2): 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論文細節爆驚人祕密

在第三集專訪中,我們試着來回答另外幾個迫切的問題,包括:中共一直在隱瞞真相把中國的感染人數和死亡人數嚴重壓低了,但到底被壓低了多少?有沒有確切數字的證明?在中共一手遮天的中國大陸,這將是解不開的謎嗎?

王維洛先生專門分析了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CDC的副主任馮子健,及新冠病毒肺炎應急響應機制流行病學組,在《中華流行病學》雜誌上發表的論文《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流行病學特徵分析》。這篇論文看上去毫無破綻,其中呈現的從12月8日到2月11日爲止的所有病例數字,都來自於「傳染病網絡直報系統」的數據,而且與衛健委公佈的數字幾乎完全一致。但是,王維洛博士不愧是一位能夠在“細節中找出魔鬼”的神探,他不僅發現了中共官方數字比中國疾控中心CDC的數字低了至少25倍,而且還推斷出了破綻背後的原因。王博士從五個方面做出分析,本集節目報道前三個方面,下集節目將報道後兩個方面。

中國的衛生醫學專家們除了在國際期刊,如《柳葉刀》、《新英格蘭雜誌》、《胸部疾病雜誌》發表論文外,同時也在中國國內的科學期刊上發表了若干文章。王維洛博士專門分析了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CDC副主任馮子健,在《中華流行病學》雜誌2020年第41冊上發表的論文,題目是《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流行病學特徵分析》。《中華流行病學》在中國被稱作是國家權威雜誌,論文作者是馮子健領導的中國疾控中心新冠病毒肺炎應急響應機制流行病學組,共65名醫務人員,很多都是疾控中心的行政和技術骨幹。這一篇論文中呈現的從2019年12月8日到2020年2月11日爲止的所有病例數字,都來自於我們前兩集報道所講到的「傳染病網絡直報系統」的數據,而且和中共衛健委公佈的數字幾乎完全一致。

流行病學雜誌
中國流行病學雜誌 (網絡截圖)
流行病學雜誌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CDC副主任馮子健團隊在《中華流行病學》雜誌2020年第41冊上發表論文《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流行病學特徵分析》。(網絡截圖)

第一方面問題:兩種統計數據的數字真的一致嗎?

我們先談談這篇論文的數據來源。論文指出:從2019年12月31日起,全國各地CDC聯合開始了這種新型冠狀病毒調查,全國CDC調查的全部數據都儲存在這個「網絡直報系統」中。

CDC動員了它在全國的力量進行調查,中國CDC由各級政府3481個單位和88萬個公共衛生專職人員組成。(美國CDC只有1萬5千名員工)

中國的「網絡直報系統」是“橫向到邊,縱向到底”遍佈全國的,理論上漏報是不可能的,而且直報系統中的個人信息資料非常完備,包括姓名、年齡、地址、職業、患病時間、確診時間和死亡時間。

那麼中共官方這幾個月公佈的數據是怎麼來的?在之前我們的報道中講過,武漢市衛健委在12月30日發佈了兩個紅頭文件,規定:各醫院或單位的病例通過填寫統計表來完成,統計表上要加蓋單位公章,然後掃描,再用電子郵件寄送到衛健委。這種做法看上去既原始又緩慢,好像回到了2003年薩斯年代一樣。那爲什麼不直接輸入高效的「網絡直報系統」呢?根據王維洛博士的發現,不僅武漢市衛健委後來持續使用這個辦法,而且在各地也被要求使用這種“笨”辦法,爲什麼呢?因爲這樣做,需要單位領導加蓋公章,就能夠方便當局完全掌控數據。

CDC的統計和衛健委的統計方法是完全不一樣的,目的大概也不一樣。前者是以醫生爲主統計的,後者是衛健委官方統計的。但是,馮子健論文中呈現的CDC或者說「網絡直報系統」的數據,與衛健委官方的數據看起來幾乎完全相同。這難道還有什麼疑問嗎?

2020年4月7日,海外網絡媒體《看中國》獲得了一份武漢市衛健委的統計表,叫做“確診病例信息日報表”。這份表中的下面有三個備註,我們看看其中的兩條備註:

報表
武漢市衛健委發出的“確診病例信息日報表”。(圖源:看中國)

備註一:各區負責彙總統計各級醫療機構中收治的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情況,確診病例需與「傳染病網絡直報系統」中的數據一致。

備註三:定點醫院當日新入院人數僅統計26家定點診療醫院

王維洛指出,第一條備註就明顯有問題,什麼叫“需要保持一致”?如果都是反映真實事實的話,還需要加這一條備註嗎?既然有了「網絡直報系統」,爲什麼還需要這個手工統計表呢?兩套數據需要保持一致 – 到底哪套數據是真實準確的,就不好說了。

第三條備註就更荒唐了,根據央視CCTV的報道,武漢光二級以上的醫院就多達155家,而這個統計表只能覆蓋26家醫院,少得可憐。

不僅如此,我們在網上看到不少人在武漢大街上倒下就去世了。武漢大學樑豔萍教授這樣寫過:“不少人沒有來得及確診就離開了人世,不少人無法住進醫院而死於門診走廊大廳;也有一些人是在街頭的店鋪門口;更有一些人爲了不傳染給家人和孩子選擇了自殺……”這些人都統計在哪裏了?是在這26家定點醫院嗎?武漢市民方斌拍攝到的那些直接死於醫院走廊大廳還沒有被醫院收治的患者,也都在這26家定點醫院的統計裏嗎?

既然官方公佈的數據來自這樣的統計表,那麼外界看到武漢官方的統計數據會有多大的偏差就可想而知了。

馮子健論文中的數據來源是疾控中心CDC管轄的「網絡直報系統」,這個系統是由88萬名專職員工組成的“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全國性統計系統,連接全國的每一家醫院,僅武漢就多達200家醫院,當然遠遠超過26家定點醫院,而且是在CDC主導下做的全國性調查。那麼論文裏來自「網絡直報系統」的數字,難道不應該比官方公佈的數字大嗎?

但是如果看2月11日論文統計截止日期所體現出來的數字,和官方公佈的數字幾乎完全一樣。

確診病例

疑似病例

合計

中國疾控中心

44,672

16,186

60,858

中共官方通報

44,653

16,067

60,720

誤差

19

119

138

誤差%

0.04%

0.7%

0.2%

這裏有什麼破綻呢?王維洛博士不愧是一位能夠在“細節中找出魔鬼”的神探,他不僅找到了破綻,而且推斷出破綻背後的原因。這篇論文在陳述的時候,把72,314例病例數據按發病日期,分成五個時間段。

——2019年12月31日之前:

——2020年1月1日至1月10日:

——2020年1月11日至1月20日:

——2020年1月21日至1月31日:

——2020年2月1日2月11日。

但是王維洛博士按照同樣的五個時間段,去和中共官方所公佈的數據做比對時,他發現了巨大的不同!

時間段

疾控中心確診病例

中共通報確診病例

比例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102例

27例

 3.8 :1.0

截至2020年1月10日

755例

41例

18.4 :1.0

截至2020年1月20日

6,172例

291例

21.2 :1.0

截至2020年1月31日

32,640例

11,791例

 2.8 :1.0

截至2020年2月11日

44,672例

44,653例

 1.0 :1.0

數據顯示,在第一時段,疾控中心的確診病例數據是中共官方通報的3.8倍;第二時段,是18.4倍,第三時段達到了21.2倍,第四時段是2.8倍。那爲什麼到第五時段結束時,即2月11日,雙方數據居然沒有差距了呢?

王維洛分析說,這是論文作者馮子健團隊必須做出的讓步。因爲無論在國際還是國內發表與疫情相關的論文,都必須通過中共的審查。如何能夠通過審查呢?就是用這個辦法。馮子健跟高福一起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上發表的論文,即上一集報道中談到的那篇論文中也使用過:前期的病例數據一直都是真實的,一直在攀升,但是在2020年1月8日後顯然應該繼續攀升的,但是高福卻讓它降下來了。當然高福給出了理由,他說:“我們的數據不完整。”

這樣做的用處是,表面上看,論文公佈的病例總數與中共官方通報的數據沒有什麼大的區別,這樣能夠混過審查,因爲審查人員沒有興趣也沒有能力去審查細節,但是真相卻藏在細節之中。

從這個圖表來看,兩個系統,即「網絡直報系統」和中共官方的手工統計,在1月20日之前相差巨大,到1月20日這一天,達到了21倍之大!而中共對外聲稱的感染病例不到「網絡直報系統」記錄的5%!

最後一個時段,即2月1日到2月11日這10天,馮子健讓雙方數字對齊了,但是爲了對齊,對出了一個荒唐現象:就是在這10天,疫情處於最嚴重的時候,連做假的官方數字都承認增長2.8倍的同時,而「網絡直報系統」增長不到0.4倍,等於是說“天下太平”了。

另外,上面給出的病例,包括兩類:疑似病例和確診病例。我們得花點功夫來解釋一下。

疑似病例指的是有肺炎症狀,還有被感染的可疑歷史;確診病例,指的就是再加上RNA(核酸)檢測結果是陽性。

但是「網絡直報系統」裏的數據,多了另外兩類:一種叫“臨牀診斷病例”,另一種叫“無症狀感染”。臨牀診斷病例是指有肺炎症狀、有感染的可疑歷史,再加上肺部拍照顯示病變的;而無症狀感是沒有症狀,從呼吸道採得的樣本檢測結果呈陽性。如果加上這兩類的數據,病例總數要再增加20%。

也就是說,只算兩類病例的話,兩組數據的差距高達21倍。但是如果把四類病例全都算進去,就是真實的結論:「網絡直報系統」的統計數據比中共官方公佈出來的病例多出25倍!

第二方面問題:死亡人數的修改

4月17日,中共出面修改死亡人數,多增加了1290人。外界普遍認爲,因爲跟世界各國的死亡人數相比,中國的死亡病例太過少了,顯示非常不真實。中共頂不住了,就把死亡數字調高一點。

但問題是,爲瞭解釋爲什麼之前公佈的數字少了這麼多,中共給出的理由反而露了餡。它給出的理由有四個:簡單地說,第一是疫情早期醫療人手不足,遲報漏報;第二是檢測能力和收治病人能力不足,所以有些病例沒有收上來;第三是早期增加了很多收治病人的臨時單位,病例統計工作沒有跟上;第四則是個模模糊糊的原因“公共衛生統計體系不完善”。

這些聽上去好像都挺合理,可以自圓其說,但是王維洛博士仔細推敲後認爲,它是圓不起來的。因爲這幾條理由都在說早期、早期,也就是少算的這1290例死亡病例都是早期漏算的,而馮子健的論文截止到2月11日,也正好是早期。論文裏列出到2月11日的死亡人數是1,023例。如果說少算了 1,290例,那就是有126%的失誤!

因爲論文的數據來自於這個“橫向到邊、縱向到底”,有88萬專職人員的,無處不在的連接所有醫療單位的完備輸入直報系統,而中共解釋的什麼“遲報漏報”、“顧不過來”之類的理由,都是指手工報告程序,這和「網絡直報系統」沒有關係。所以,如果這個耗資10億元的完備系統會出現126%的統計誤差,那就說明這個系統本身的準確度就是個笑話了。

當然,究竟是系統的準確程度是個笑話,還是爲了改死亡數字編造的理由是個笑話,就請大家自己去判斷了。

第三方面問題:究竟有多少醫生被感染?

論文根據「網絡直報系統」給出了全國醫療人員感染的數字:截止2月11日,是3,019人。但是同期中共衛健委給出的數字,是1,716人。

在2020年2月17日晚間中央電視臺《新聞1+1》節目中,主持人白巖鬆提問:這兩個數字不一樣,怎麼解釋?

受訪人是國家衛健委醫政醫管局副局長焦雅輝,她說,官方數據說的1,716人是指崗位上感染的,但是「網絡直報系統」的3,019人中,還包括1,303位在家中或社區中感染、身份是醫療人員的人,所以統計的對象不一樣。

王維洛博士分析說,焦雅輝大概覺得自己很高明,但是她說謊話前,根本沒有仔細讀過馮子健的論文是怎麼寫的。

論文裏馮子健已經明確指出,這3,019位感染了病毒的醫務人員,來自爲武漢肺炎患者提供診治服務的422家醫療機構,也就是說,他們都是在第一線的救治中被感染的。當時醫療人員極度缺乏,全員上陣都不夠,外地還要調人來。焦雅輝等於在說,在第一線撲上去救人的422家醫療機構中,被感染的醫務人員中有43%的人那時並不用上班,待在家裏時就中招了,這可能嗎?

其實,馮子健論文中已經爲焦副局長準備了答案:因爲這3,019例,不是包含四類嗎,其中確診病例是1,716例,其他是另外三類。所以,焦副局長的正確答案應該是:“病例分爲四類,政府公佈的是確診病例和疑似病例,而直報系統公佈的還加上了臨牀診斷病例和無症狀感染病例。”可惜焦雅輝在串供方面做的功夫不夠,所以說成是“1,303個醫護人員是在家裏或社區感染”,不僅自己撒了一個沒法圓過來的謊,把馮子健精心準備的數字也弄亂了。

我們再來看馮子健精心準備的數字,在王維洛博士看來,也是謊話,因爲如果馮子健的數字是準確的,也就是高達1,306例,也就是43%的醫務人員屬於另外三類。王維洛博士說,這也是不可信的,因爲另外三類,說白了就是沒有做RNA核酸檢測的,這等於是43%受感染的醫務人員沒有核酸檢測盒。但是當時醫院裏即使還有一個核酸檢測盒,接診的醫生也會給同一戰壕的戰友使用,醫院裏沒有也會從別的醫院那裏借用。43%感染了病毒的醫務人員,沒有得到核酸檢測的確認,這是絕對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這就等於核酸檢測盒已經匱乏到了感染病毒的一線醫生40%的都用不到檢測盒,那還談什麼讓他們去檢測病人?不等於醫療體系徹底崩潰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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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辛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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