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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7日凌晨,“吹哨醫生”李文亮死於武漢肺炎。(AP)
2月7日凌晨,“吹哨醫生”李文亮死於武漢肺炎。(AP)
中共病毒肺炎疫情專題

郭飛雄:李文亮--“吹哨人”?“英雄”?“抗爭英雄”?

抗疫名人排行榜(第二名,李文亮,武漢市中心醫院醫生)

【希望之聲2020年5月20日】

1,李文亮是不是“吹哨人”、是不是“英雄”、是不是“抗爭英雄”? 

    這些問題,乃是籠罩在李文亮身上的種種疑雲。許多官媒、“戰狼”派外交官藉此大攪混水,以貶低李文亮形象的道義價值和高度,達到其非道義、非公共的特殊目的。所以,這些問題必須首先辨析清楚,辨析的根據應是核心事實鏈條,辨析的標準應是常識理性。孔子曰:“必也正名乎!”

(1)李文亮等八位醫生是“吹哨人”,而張繼先不是。

    “吹哨人”亦即舉報人、揭黑幕者、弊端揭發者等,通常指的是爲了他人和公共利益、而把某組織機構內部非常敏感或有意掩藏的信息對社會公佈的人。湖北省中西醫結合醫院張繼先醫生最早在接診中發現四名肺炎異常病例,在她的堅持下,2019年12月29日病例被正式上報江漢區疾控中心。張繼先非常負責、非常可敬,但她的行爲不是重在“向社會預警”,所以嚴格說來,她不是“吹哨人”。

    12月30日,武漢市中心醫院急診科主任艾芬把某位病人“SARS冠狀病毒”呈陽性的檢測報告拍照後,發給一位醫生同學和微信的醫生羣組。李文亮等八位醫生轉發並在武漢和全國醫生圈傳開的核心信息,即來自於此。李文亮在微信中還說:“華南水果海鮮市場確診了7例SARS”、“在我們醫院後湖院區急診科隔離”、“最新消息是冠狀病毒感染確定了,正在進行病毒分型”。隨後他又說明其意圖和節制性:“大家不要外傳,讓家人親人注意防範”。

    李文亮等人明知傳染病信息在中國語境中十分敏感,但基於自然良心,他們本能地突破了這種敏感性,以保護周圍同事及其親人。有人以八位醫生沒有向全社會公佈傳染病信息爲由,來否定他們行爲的公共性。然而,周邊社會本身即是公共社會之一種,由於受到了“不可引發恐慌”的壓力和習慣約束,八位醫生不大可能貿然就把敏感信息完全公開,在約束和良知的兩難中他們的選擇是僅僅向周邊社會發出預警,這種近距離的情義和善良要比保護遙遠和陌生的他人來得更自然、更實在。意在助益公共、突破了敏感性,這正是“吹哨人”的兩大要素,所以,八位醫生是常識意義上的“吹哨人”。

(2)李文亮擺脫恐懼的過程和突破兩種禁區的勇氣證明,他是標準的英雄,而且是標準的抗爭英雄

    12月31日李文亮等人被所在醫院約談,1月2日中央電視臺新聞頻道多次播發“武漢不明原因肺炎 八名散播謠言者被查處”消息,在此舉國體制的倒逼之下,1月3日下午武漢警方把“傳喚”由虛擬轉變爲現實,對李文亮等數人進行筆錄和訓誡,這給他們造成了很大的恐怖和心理壓力。李文亮讀書讀到醫學博士,從沒有與警察打過交道,擔心不籤訓誡書就不能脫身,於是簽下了著名的“能……明白……”。但事後由於擔心可能遭到醫院處罰,影響今後工作晉升,他通過一位同學幫忙找到記者,直接跟記者講述了情況真相————這說明,李文亮的反抗意識在遭遇警方訓誡之後即開始孕育,他比其他人更書生,但更有烈性。

    1月23日武漢“封城”之後,亂象環生,疫死迭發,激起了公民羣體對官方封鎖信息、打壓“吹哨人”導致疫情失控的巨大憤怒。民意的激盪促使善良的李文亮逐步擺脫恐懼,嘗試藉助媒體爲自己鳴冤。第一步,他僅僅只敢以匿名形式,接受“北青深一度”的採訪,網絡社會目睹那份隱藏了名字的訓誡書之後的巨大反響推動他進一步地站了出來,從1月30日開始,躺在病牀上的李文亮,實名接受了財新、新京報、冰點週刊、南方都市報等媒體的採訪————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一位平凡而善良的職業醫生在與輿論互動中勇氣增長的艱難歷程。

    在中國,尤其是在體制內或公立機構裏,如果一個人把官方的醜聞和非法打壓公開曝光,往往意味着他需要擔負從此難以升遷因而終身沉淪或其他更嚴重的代價,很少有人願意承擔這樣巨大的代價。我們不能拿已經跌到幾乎無可損失地步的自由人士的“勇氣絕對值”,來評估李文亮,或許這樣觀照更爲妥帖:李文亮的“勇氣增量”肯定超越了凡俗,而且他的勇氣是一種突破門檻的起點勇氣,所以尤其珍貴。試看數十年來的中國社會,出現了多少大禍、醜聞和不公迫害,有幾個體制內或公立機構的人,敢於跨越門檻,真的像李文亮這樣勇敢地站出來說話?甚至連衆多爭自由的仁人志士在今年國難當頭之際,都拿不出他這樣的“勇氣增量”!

    在突破國內媒體“實名曝光”這第一個禁區之後,李文亮又迅即突破了第二個禁區,這就是衆所周知的“維穩禁區”:接受紐約時報、CNN等外媒採訪。作爲一個公職人員、尤其是一箇中共黨員,其間巨大的風險是不言而喻的。在衆多的採訪中,他直接爲言論自由和信息自由連續發聲、爲公共道義正面呼籲。他的精神狀態已經進化到超越恐懼、隱忍和平庸的道義擔當狀態。英雄的常識定義是“爲道義抗爭而且膽量出衆”。上述事實足以證明,李文亮屬於標準的英雄,而且屬於標準的抗爭英雄。“英雄”這個美好的稱號,對李文亮來說沒有任何勉強之處。

(3)李文亮不是極左的同路人,而是溫和右翼的新生代。

    某些極左僵化人士聲稱,李文亮是中共黨員,而且轉發過“我也支持香港警察”微博,所以,李文亮不是覺醒者,而是“我們的人”。但這種強詞奪理的說法缺乏基本事實的支撐。

    李文亮不是傾向自由的覺醒者嗎?他勇敢地把訓誡書公之於衆,這一鐵證激發了全國民衆對打壓言論自由的惡行的巨大憤怒,“能……明白……”簽字遂成爲國人遭受暴政壓迫的經典記錄。李文亮在採訪中表達的訴求是,“真相比平反更爲重要”,這正是言論自由的正題和核心導向。他還說,“我覺得一個健康的社會不該只有一種聲音,”這種對多元聲音的明確主張正是自由的核心理念,代表了他的基本立場,也標誌着他所達到的精神高度。李文亮可能對香港“勇武派”的探索持有保留意見,也可能受到單面信息的誤導,但表態支持香港警察,絕不等於他反對香港民主直選!!!

    無數經驗告訴我們,許多一開始就持有激進右派立場的人,現實生活中往往並不願意投入抗爭、突破和行動(當然他們的多元言論還是卓有價值的),因爲他們缺乏生命激情。大多數自由的覺醒者和積極公民,往往是從像李文亮、艾芬、方方這樣起步於體制內和公立機構的愛國、保守、溫和、節制,而又內藏參與感和自然主權意識的善良人士中誕生的。他們以普通人乃至體制內身份,從溫和起步,但往往後勁無窮。而且正因其普通人乃至體制內身份,因其看似溫和的特質,往往有着廣泛的社會接受度,能喚起大多數普通人包括體制內人士的共鳴,而有着強大的榜樣的力量。

2,李文亮抗疫工作的實質貢獻是什麼?

    首先,李文亮推動言論自由的活動,客觀上有力促進了抗疫信息的自由流通。對此,記者王磬說的比我能說的還要好:“李文亮是醫生羣體們對公衆發聲的先行者。這些天以來我們看到的,最核心的事實報道、最有信息量的採訪,大部分都來自於對一線醫生的採訪。在官方信息缺失的情況下,是它們在幫助公衆理解防疫的全貌和細節。而這樣的互動之所以成爲可能,恐怕要感謝李文亮鬆動了那第一顆螺絲釘,創造了一個對醫生相對友好的言論環境,讓醫生們敢於講出真話,不用擔心。”一線醫護羣體也因此得以在更大的言論安全度基礎上集成衆智衆力。

    李文亮所追求的是純正的言論自由,很少有人像他這樣,以個人的勇敢抗爭和悲劇命運,大大推動了中國社會要求言論自由的浪潮和局部責任政治的形成。一種歷史性的突破口出現在李文亮病逝的那一晚,無數民衆在政治覺醒後,不會再退回原位。極左僵化勢力試圖收復失地,終將證明是白忙一場。

    李文亮的私人生活頗富小情調,心地純潔乾淨,即使一時成名之後,說話仍然樸實無僞。他還熱愛詩歌和浪漫,曾在微信中幽默地寫道:“我要去拯救地球了!”這表明他的內心一直藏有做英雄的夢幻和熱烈的生命激情。他的性格曾有軟弱猶豫之時,也有自然義憤之後的剛強和遞進抗爭。因此,他不僅是道義英雄,而且是美學意義上的悲劇英雄,那些過度堅硬冰冷、沒有堅強與柔弱擺盪的人物是不具悲劇美學意義的。

    人民日報上海分社弘冰社長的淚文曾被微信熱傳:“我們憤怒於你的預警被當成謠言,我們傷慟於你的死亡竟不是謠言……”全國數百萬數千萬人爲一位同胞而自發流淚,是罕見的社會現象,顯示這一代中國人已經形成了某種“大共情”,普通人李文亮的悲劇命運捅到了絕大多數普通人的“淚點”,絕大多數普通人可以在李文亮身上找到自己或親人的影子,在流淚、哀傷和憤怒中,公衆能夠互相傳遞共同的血淚情義、共同的文化認同、共同的柔軟和不忍。這種“大共情”,在有力地塑造我們的公共空間,也在有力地提升我們共同情感的聖潔性。中國人特重人際情義,歷史是我們的永恆審判法庭,情義是我們今生今世的宗教。

    在李文亮的生命故事中,許多中國人實質地體驗到某種悠遠悲調或悲劇美。李文亮的微博已經成爲“中國哭牆”,成了絕大多數普通人的知己。這又內含着多重深厚難言的意義,蘊藏着無窮的懸念、無窮的可能空間。

    李文亮的人格力量和悲劇命運,使他已經不只成爲中國人爭取言論自由的符號,而且成爲一個普通中國人如何在壓迫中覺醒、如何以其全部的生命激情就地抗爭的典範。實在地說,他配當這個符號或典範。一切基於正統意識形態需要的塗抹於他都是徒勞,時間會最後證明,他不屬於權勢,而永遠只屬於公義

——轉自《民主中國》責任編輯:郝延

(文章只代表個人的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