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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肺炎”(武漢肺炎)(圖片:pixabay)
“中共肺炎”疫情危害全球,法學家指可向中共索賠(圖片:pixabay)

就大瘟疫追責中共 美法學家:索賠可達上萬億

【希望之聲2020年3月30日】(本台記者韓梅綜合報導)中共先隱瞞疫情,繼而拒絕共享數據,導致“中共肺炎”(COVID-19)疫情荼毒全球。近段時間來,英美都響起追責中共的聲音。美國海軍戰爭學院斯托克頓國際法中心主席、國際海事法教授詹姆斯‧克拉斯卡(James Kraska)近日發文指,國際社會可以向中共索賠高達上萬億美元。

這篇文章題爲《中國(中共)對COVID-19損害負有法律責任 索賠可達上萬億》(China Is Legally Responsible for COVID-19 Damage and Claims Could Be in the Trillions),發表在美國專業軍事網站“War on the Rocks”上。

克拉斯卡在文章中陳述了中共的所爲,根據國際法律逐條解釋了中共的罪責所在。

他指出,中國是2005年《國際衛生條例》194個締約國之一,因此該條例對中共政府具有法律約束力,根據該條例,就有關可能構成國際隱患的公共衛生突發事件,中共有責任迅速收集信息,併爲達成國際共識作出貢獻。

但是,當“中共病毒”於12月中旬至1月中旬在武漢爆發時,中共政府顯然故意向中國民衆隱瞞了事實真相,壓制了來自醫生的警報,併爲準備迎接1月25日中國新年提供了虛假保證。

克拉斯卡又表示,中共未能與世界衛生組織(WHO)快速共享有關“中共病毒”的信息,例如,直到危機發生近兩個月後的2月14日,才披露有1700名醫護人員被感染。而有關醫務人員大量感染的信息對於瞭解病毒傳播方式和制定遏制策略至關重要。世衛組織專家還遭遇中共官員阻礙,無法獲取有關醫院傳播的數據。

克拉斯卡認爲,根據國際法,中共違反了對其它國家應承擔的法律義務,現在有大約150多個受害國可以尋求法律補救。

根據國際法委員會(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2001年《國際不法行爲的國家責任》(Responsibility of States for Internationally Wrongful Acts)的第一條,各國應對其國際不法行爲負責。

該委員會對國家責任法的重述是在各國的參與下發展制定的,以反映國際慣例法的基本原則,對所有國傢俱有約束力。

“不法行爲”是指那些“歸屬於國家”,並且“構成違反國際義務”的行爲。當一種行爲是通過中央政府的行政、立法或司法職能來進行執行時,該行爲歸屬於國家行爲。“違反國際義務行爲”是指“不遵從該義務對其所要求的”行爲。

克拉斯卡認爲,中共瀆職行爲無疑是造成全球性大流行的原因,南安普頓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的流行病學模型顯示,如果中共以負責任的態度比現在快一週、兩週或三週採取行動,受中共病毒感染的人數就會分別下降66%、86%和95%。由於未能遵守其對《國際衛生條例》的法律承諾,中共對其國際不法行爲負有法律責任,其後果包括對因其不法行爲造成的傷害給予充分賠償

傷害同時包括物質或精神損失。

受害國家有權“以實物歸還、補償、滿足,以及保證和擔保不重複發生的形式”獲得充分賠償(第三十四條)。實物歸還意味着受害國有權被恢復到與犯下不法行爲之前相同的狀態(第三十五條)。在實物歸還沒有做到的情況下,受害國有權獲得補償(第三十六條),並有權通過由在中國(中共)犯下瀆職行爲的官員進行道歉,對其進行內部紀律處分,甚至對其進行刑事訴訟而獲得滿足(第三十七條)。

最後,受害國有權獲得不重複發生的保證。

至於如果中共逃避責任,各國該如何維護自己的權利,克拉斯卡認爲,國際社會可以有很多辦法迫使中共就範。

他表示,沒有人期望中共會履行其義務,或按照《國家責任法》的要求採取行動,但國際不法行爲的法律後果應遵守《聯合國憲章》(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的程序。

該憲章第十四章確認,各國可以將爭端提交國際法庭或其它國際仲裁機構。但是國家主權原則意味着,一個國家未經其同意不得被迫出席國際法庭。克拉斯卡指出,這反映了國際法的普遍主張,但也是其根本的弱點。

但這並不意味着受害國家沒有補救措施。克拉斯卡認爲,《國家責任條款》允許受害國採取合法的針對中共的對策,如受害國可以中止對中國(中共)應履行的義務,以促使北京履行其責任和債務(第四十九條)。

克拉斯卡認爲,受害國可以選擇的對策是廣泛而開放的,只有極少的限制。例如不得涉及威脅或使用武力或損害中國的人權,但除這些限制外,美國和其它受害國可以中止對中國(中共)應履行的義務,或故意違反對中國(中共)的其它法律義務,以促使北京履行其責任。

克拉斯卡指,此類對策的清單可以無限加長,涉及中共與世界外交事務的方方面面,而且受害國的這種行爲可以是個人的,也可以是集體的,並且不必與中共侵權的種類或類型明確聯繫在一起。

因此,對策可以包括:讓在國際組織領導職位上的中共官員撤職,開除中共的國際組織成員身份,在幾年內中止去中國的航空旅行,破壞中共臭名昭著的互聯網防火牆等等。

責任編輯:元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