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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坛(图:pixabay)
古代皇帝在灾年会自我反省,天坛是皇帝举行敬天祭天的地方。(图:pixabay)

发生大瘟疫 古代天子怎样做疫病很快就过去了?

【希望之声2020年3月28日】(编辑:勇舒)《说文解字》对“疫”的解释是“民皆疾也”。秦汉及以前时期,人们认为“疫”是一种“邪乱之气”。东汉著名经学家何休曰:“民疾疫也,邪乱之气所生。”所以,古代一旦发生大瘟疫,君王、各级官员大多会反省自己的施政:是否不敬神明大逆不道?是否亲小人而远贤臣?是否暴戾杀戮、横征暴敛而让苍生受苦?

宋仁宗内省查己 珍惜安养百姓

宋仁宗在历史上是以仁慈宽厚闻名的天子,据《宋史》记载,宋仁宗知道了国土境内发生大瘟疫百姓受难时,不是下令处罚官吏,也不是照样歌舞升平遮盖灾情,而是“脱下天子的龙袍,暂离正殿,不受朝贺”,诚恳表示愧于奉天行道的天子职责,并责罚自己的失责。他减少自己的膳食、减损美味,同时停止娱乐,诚惧内省,查察自己的掌政是否违反人道?是否符合天道?

宋仁宗(图: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
宋仁宗知道了国土境内发生大瘟疫“脱下天子的龙袍,暂离正殿,不受朝贺”,诚恳表示愧于奉天行道的天子职责。(图: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

京师发生大瘟疫时,宋仁宗最先想到的就是穷困贫病的人家,就命令太医找来善于把脉的人,就近在各县衙门为贫民开设了公诊、给药。

为了帮助百姓瘟疫,仁宗命宫中的太医为百姓研究抗疫的药方,合出药来。他又命内侍拿出高贵药材,内侍拿来了两个犀角,让太医鉴定分析药性是否合用。其中有一个是稀有的「通天犀」,当时仁宗内侍李舜举知道通天犀是珍稀寳药,就请求留下这个犀角供皇上御用。

岂知,仁宗皇帝一点都不高兴,说道:「我岂是贵异物而贱百姓的人?」说著就把通天犀打碎了,让其入药医治百姓

宋仁宗宽厚为民的亲政下,许多忠臣、贤良官吏都得到鼓舞,响应了仁政,最终瘟疫逐渐退去,京师转危为安。

君臣减少膳食 赈济灾民

清 陈士倌《圣帝明王善端录 ‧汉文帝一》(图:公有领域)
清 陈士倌《圣帝明王善端录 ‧汉文帝一》(图:公有领域)

西汉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六月,发生疫病,朝廷下令大臣减少膳食,减少乐府人数,减免苑马,以赈济灾民。

汉元帝初元五年(前44年),关东一带发生疫病和饥荒,元帝自省责己,认为身为天子,用人不明,令天下失望,皇天降殃。他令太官(掌皇帝膳食及燕享之事)不得杀生,平日膳食均各减半。除了节俭,还赐爵,赐粟米,减免刑罚七十多事。

东汉安帝时,“天降灾疫,百姓饥馑,死者相望”,大将军邓鸷等人“崇节俭,罢力役,推贤进能”,所以天下很快得以安定。

东汉顺帝永建元年(126年)春正月,疫情成灾,百姓遭难。天子下诏说,奸佞当道,致使百姓生怨,上下失和,导致疫疠成灾,于是下令“大赦天下”,并赐予鳏寡孤独以及不能养活自己的贫民粮米。天子希望各级官员能恪守尽职,勤勉修身,“以康我民”。

帝王罪己诏 减免疫区赋税

清陈士倌 《圣帝明王善端录.汉文帝三》(图:公有领域)
清陈士倌 《圣帝明王善端录.汉文帝三》(图:公有领域)

汉宣帝元康二年(前64年)五月,发生疫灾,宣帝下诏责己,坦诚布公因自己行政不明,致使一些官吏断案不公,文过饰非,铸成冤狱,因此下令二千石(注)的官员各自监察自己的属官,勿用庸吏。宣帝下令“禁暴止邪”,减免疫区赋税。

东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年),疫灾、水灾、旱灾以及盗贼作乱同时而起。汉桓帝认为“政乱在予”,将政乱的源头归咎于自己。他下令大司农绝不可征求调度资财,对于前年没有完成征调者,不再责令收取。对灾情严重的地区,勿要征收租税。

东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219年),荆州发生大瘟疫,献帝也下令免除荆州百姓的全部租税。

瘟疫虽然是天灾,但像《周礼》、《诗经》这些儒家经典却不这么看,认为瘟疫的发生根本上是由于君主的“王政之失”也就是乱作为、不作为引起的。等到秦汉时期《吕氏春秋》、《淮南子》这类书对瘟疫的解释又夹杂了阴阳五行的解释,认为这是上天对君主治国无方的惩罚和警告。

每当中国古代出现疫情时,历代皇帝往往认为是自己为政不明,没有推行仁政,导致奸臣欺辱百姓、打压忠良贤臣,阻挡进谏之路,招致民怨沸腾,天地之间失去了“和气”,从而引发疫灾。为消弭瘟疫皇帝会施行仁政,以答天谴。

责任编辑:楊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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