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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洛访谈】中国数据造假成国际笑话 病毒感染死亡人数成谜 (音频/视频)

wang
王维洛访谈 - 4 / 117
武汉肺炎疫情专题

【王维洛访谈】中国数据造假成国际笑话 病毒感染死亡人数成谜 (音频/视频)

【希望之声2020年2月25日】(主持人:静汝 / 嘉宾:王维洛)听众朋友 您好! 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王维洛访谈】节目。我是静汝。

这两天中共官媒的疫情确诊人数虽有小幅度波动,但总体统计数据大幅度下降,甚至新增确诊人数降到个位数。与此同时,中共进一步加强了网络封锁,对“不利言论”全面封杀。中央政府在取消中共两会的同时,要求在全国范围内除疫情中心的武汉等地外,企业全面开始复工。据悉,目前各省市地区政府并非铁板一块,各自为政,对复工命令执行各有保留。目前的情况也让很多中国民众、民工在复工不复工中挣扎、纠结。中国真实的疫情情况和中共官方统计数据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旅居德国的著名学者王维洛博士对中共自武汉疫情以来发布的一个月的统计数据进行了分析。那他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本台记者对王维洛博士的采访报道。

记者:王博士,您好,我看到很多报道对中共官方发布的疫情统计数据质疑,报道还说中共现在面临着的是公信危机。您对此怎么看?

王维洛:我看到一个数据,武汉在中国的城市排行榜里头,讲社会的公平、公正、讯息透明排行榜

记者:是哪的?中国吗?

王维洛:是社科院做的排行榜,深圳排第一,好像北京排第二,武汉排第三,上海排第四,在下面是青岛,潍坊等一些城市。就是说武汉在所谓现代化城市建设上,在讯息公开透明,在行政的管理公开透明,它就在全国名列第三,说明它的数据是公开,讯息公开是做得很好的。

我这里有一张湖北新增冠状病例的图,<环球时报>登的。是湖北新增病例的变化图。它从1月23日武汉封城那一天开始,第一天是105个,第二天新增了180个,第三天新增了323个,这是前三天的。然后就慢慢地升上去,升到2月4日这天,湖北省三千个,然后就又慢慢的下来,到了2月12日这一天或者11日这一天,它就到了2000个,降下来了。然后到2月13日一下子增到14,800个,第二天又降到了大概5000多个。到了2月15日这一天又回降到2000多个,到2月17日这一天大概是不到2000个。到了2月19日是349个,到了2月20日411个。听众可以在自己脑袋里形成新增病人变化的一张图。从1月23日开始,它是一个缓慢的增长,到2月4日到了一个小的高峰,到了2月12日往下降了,先是一个上去然后又下来,突然之间一下子又升到了14,800个,后面很快地往下降下来了,速度很快,从14,800个降到最后的2月20日411个。

图说:<环球时报>武汉新冠肺炎病例数据造假实证

我是这么想,大家都学过算数或者学过数学,都会把一串数字变成一个简单的图形,也知道什么叫拐点。

记者:您能解释一下什么叫拐点?

王维洛:从数学上说,拐点就是当你的这条曲线一阶微分等于零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拐点它出现。打个比方像你爬山一样。你从山底往上爬,曲线是一条的往上的曲线,爬到山顶的时候,你又往下走了,这个点叫拐点,在这一点上它的一阶微分是等于零,这叫拐点。

反过来的话,如果你是从山上往山下走,走到山底的时候,然后又从新往另一座山上爬的时候,你到最低的那个点,它的一阶微分也是为零,也是叫一个拐点。一个拐点就是这条曲线改变了它的运行方向,这叫拐点。它可能是往下也可能是往上,所以拐点出现的时候,必然是它的一阶微分是等于零,就是说要嘛你是到了最高点,要嘛是你到了最低点。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张图上,在2月13日的时候,它到了一个最高点,那一天湖北省新增的人数是14,800个,然后就往下下降了,就是你已经到了山顶,然后你往下来了。无论对谁说,就一个什么也不懂的人,他也可以说你已经到了山顶,山顶往下走的时候,这就是拐点。就是到了顶峰然后下来。

我在大学的时候,大学有一个搞数理统计的教授,他在德国很有名。他专门给一般普通的民众写书,他就说这个统计数字是怎么骗人的。他在德国写了好几本书,都是这方面的内容。他所谓的骗人,不是说这个数字是假的,而是他怎么样用一个数字,它的表现的方式,而使你得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印象,或者是怎么样改变这个数字里的定义,而使你得到一个错误的印象。

记者:这个中共的统计数据有什么关系?

王维洛:我刚才报的那个数字,无论是第一天105个人,还是第二天的180个人,或者是到最高点的13日14,800个人,或者到了最后那一天411人,它所指的武汉新增确诊病例。可是中国的卫建委和湖北省的卫建委,以及武汉卫建委发表的数据,他在不断的更改这个定义。

为了比较清楚的解释这个问题,我画张图,是讲钱,第一是一元,两元,三元,四元,但你不知道我说的这一元,两元,三元,第一个可能是一元人民币,第二个是两元港币,第三是三元澳币,第四个是四元美元,都是元,但是后面所指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尽管都是一个数字里的元,但是后面的实质的内容是不一样的。一会儿是人民币的元,一会儿是港币的元,一会儿是澳元,一会儿是美元。如果你把这张图数字连在一起,它肯定是给你提供一个错误的讯息,因为这四个数字是不能在一张表上出现的,它也是不能连作一个图的。

从1月23日到2月20日这个图表里,中国起码三次更改了这个定义,新增确诊病例的定义他已经三次更改了。我刚才说了2月4日的时候,它有个小高峰,当时在国家卫建委的新闻发布会上,就有记者问,这数字怎么老往上长,也不见你说的有好转,因为当时我们这些专家们刚出来的时候,先是说可防可控,不会人传人,后来说是有限的人传人,后来说人传人。但是又说这东西到了2月初以后就到了最高点了,拐点就出现了。记者就问他说,你为什么新确诊的这个人越来越多呢?然后中央卫建委的专家就告诉记者:我们以前的确诊病人里面,只包括重症病人,没有包括轻症病人,现在我们(我不知道是出于善意心还是出于什么),他说我们现在把轻症的病人也包括进去,所以你看到的是一个上升的趋势。那里面是很多是新增的轻症的病人。第一次修改了这个定义,也许第一次说的是人民币的元。这次变澳元了,他人数就多了。

到了2月13日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习近平把湖北省的省委书记给拿下了,让上海市市长应勇当湖北省省委书记了。他一去,他知道前任的省委书记隐瞒了很多很多的病人,一下子那一天变成14,800个新增病例了。那么我们专家还得出来解释,说我们以前确诊的病人只是核酸检查显阳性的,但是这次把通过CT检查确诊的,就是临床确诊的病人也算在这个里面了,所以一下子就增加了这么多。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时候的元,我们不是人民币的元了,我们是美元的元了,这个钱就值了,一下子就上去了。

几天以后,到了2月19日这一天就出现了一个很好笑的笑话。湖北省新增了300多个人,而武汉新增了600多个人,这个数据就出现了矛盾,因为湖北省这个数据它是来自哪里呢,来自武汉和湖北省管的那些其它的市的数据,湖北省的数据是武汉加上其它城市的病人的人数,不可能小于武汉的确诊的病人。

中央卫建委的人又出来解释了,说把我们这次的定义又改过了。2月13日那时候的定义,临床确诊也统计进去的定义,我们现在又不用了,我们又把临床确诊的那个拿掉了,就美元不是美元了,美元又回到了澳元或者人民币的元了。但这个数字修改过来以后,当时美国的,澳洲的,台湾的,什么世界上所有的这些搞公共卫生的这些人,他们就说你中国不能这么任意更改定义,你不能一会儿说人民币的元,一会儿说是港币的元,又一会儿说澳元,一会又说是美元,这个东西不能摆在一起比的。人家做不出这个变化的模型,也不能推测,找不出一个规律性来。就是说中国就是数据造假,他还没有说到你具体的人数,这一个到底是不是真的,到底是2,还是5,还是10?他都没说这个。他只是在那里说你这定义的更改是造假的。我以前上课的我们数理分析那个教授给我们讲的,你这是一个造假的办法,你就是不断的在改你的定义,其实是不能相比的,就是造假。

这时候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谭德赛正好在日内瓦开新闻发布会。他说我们世界卫生组织支持中国政府修改定义,把这个临床确诊的那些人数拿掉,他是指最后的一次,就是2月19日的这一次。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中国疫情的控制搞得很好,现在人是减下来了,核酸的检查是越来越准了,所以把临床确诊的那些都给拿掉是对的。

因为埃塞俄比亚大坝也是中国造的,埃塞俄比亚铁路也是中国造的。按照习近平的理论就是说,他把三峡大坝指做是大国重器,说必须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对埃塞俄比亚来说,埃塞俄比亚也是非洲第二大国,它那边的大坝也是大国重器,它也必须掌握在埃塞俄比亚的手里,可惜,埃塞俄比亚的大国重器掌握在中国(中共)的手里,所以他就得听命于中国。

但是这个时候,应勇不干了,湖北省委书记不干了。对他们卫建委说,你们改过的数字,你给我改回来,你们不能把临床确诊的那个数字给抹掉,你必须给我改回来。县官不如现管,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听上去挺厉害的,但是你没有实权,你管不住中国的卫建委的官,应勇他可以撤,他已经撤了好几个湖北省的卫建委的主任了。他说你得给我改回去,否则的话,我就拿你们问职。因为他的这一套数据,全部是造假的,它的定义是在不断的更改的,今天发表了数字说,湖北省的那个数字,新增的人员又上去了。2月19日的时候,我们说过,你到了一个最低点又是个拐点,你这会是拐上去了。

习近平正好在几天以前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他说拐点还没有出现。我想习近平是清华大学的化工系的博士,微分积分他总学过的吧,什么叫拐点他应该知道吧,拐点已经拐过两次了。上面是一次从上往下,这次又从下往上的,你再下一次要变好的话,你必须是从上再往下拐。钟南山说的元宵节拐点应该出现,到了元宵节的时候拐点没出现,他说过个8天、10天拐点就出现了,过了8天、10天拐点还没出现。我们真正在数字上看到的,是2月13日的时候,已经拐到最上面了,拐点往下已经出现了。到了2月19日的时候到了最低点,又往拐上去了,已经出现过两次拐点了。

所以它整个数据都是人为操纵的,为了一定的政治目的而公布的。他最后的那次为什么要把疫情、生病的人,患者的人数给降下来?它的目的很明确的,就是为了支持中央的决策,支持老百姓去复工,就是为了这点,为了这一点做数据的铺成。

记者:我看有网友说现在中国疫情情况,网上各种信息比较乱。但国内的民众因为没有信息来源,就只好听中共的发布的消息和数据。

王维洛:现在老实说,这个谣言多,那个谣言多,讯息太多,其实中国的关于武汉肺炎的疫情的数字不是太多,而是根本就不公开。我们前面讲了,武汉市在中国社会公平数据公开的城市排例里面是排第三的,排第三的城市都已经是这个鬼样子,你就可以想像中国数据公开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讯息透明是个什么东西。

老百姓应该掌握的是一种分析数据,从中得出结论的一种本领,是你自己的判断。这是我一直强调的。你不用去听别人的,你只要学会这个办法。什么是科学,科学不是一个结论,科学只是一个方法。我们要学会去分析问题,得到自己的结论。

我们打个比方说,中央决定3月初的全国人大不开了,全国政协会也不开,它让你去复工。你就想人大为什么不开?政协为什么不开?为什么非得让我去开工呢?因为它不开是害怕武汉肺炎的病毒的传染。他不开你也不能去上工,你只要跟着学就行了。中央的政治局会议都开电话视屏会议了,你去上班上什么?哪一个重要?是命重要。如果你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你什么也没有了。我看到一个消息,什么恒大的房地产公司把房价降了25%,中国一下子又有几百亿房子给卖出去了。我就想这些买房的人是不是真的昏头了,等你房子买下来了,签下来了,你命没了,你那房子是谁的?所以说自己要学会一个判断。

我们再来讲这个数据,现在说中国大概属于武汉肺炎的大概2000多个。我们有很多的数据可以判断,死了2000多个人的数据是肯定错的。我们学习一下怎么来判断,国家武汉卫建委和湖北的卫建委每天都很辛苦的给你发表这些数据,今天死了几个,明天死了几个。我们同样看到可以说明这个数据是假的。

我看到这么一条报导。这条报导是中国公开的,说武汉市到目前为止已经死了5个教授。武汉有很多大学,在这段时间里面死了5个教授,其中还有一个是工程院的院士。武汉这些教授们所能得到的医疗的救助肯定是要高于一般的人,一个工程院的院士,他能够得到的待遇是副部长的待遇,还有一个死的教授是个楚天学者,他也是一个武汉市特殊聘用的海归学者,他的待遇也是高于一般的教授。

假设武汉有一万个教授,死了五个,它是万分之五,武汉我就按他一千万人算,武汉起码要死五千个人,这是最低的数字。如果大多数的老百姓是没法得到像教授那样的医疗条件的话,我们说它死的人起码要在一万、两万,四万这个水平上,这是一个推测,你可以反驳我,但是你可以这么去估算。

还有一个,武汉的二氧化硫的排放一下子这么高,有人说是要烧一万多具尸体才可能达到这么高的水平。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中国的很多的空气测量数据普遍很差,为什么呢?我们那次已经讲过了,因为中国的城市气候的影响特别严重,它都是一个摊烧饼式的发展。你去看一下武汉市里面它还有多少树木,森林覆盖率就可以知道,它整个是连成一大片。它上面形成的城市气候的锅盖的效果特别重,所以它烧尸体的废气的排放,二氧化硫的排放,排上去以后,它到了顶上出不去,它又受了锅盖的影响,它又往下沉,往四周的郊区沉。由于郊区空气温度比较低,所以它又贴着地面,从郊区的地面往城中心来,往空气温度高的地方来,到城中心这个地方再上去,它就说二氧化硫这些废气在这个大锅盖里面是不断的再循环,它排不出去。所以那个人在估算,要一万四千个尸体焚烧才能造成这么一个高的二氧化硫的数据里面,他忽略了一点,这个二氧化硫的排放是在武汉这个大锅盖下面,它在不断的循环,它就可能造成这么一个效果。它什么时候能把这个锅盖打破呢?就是下大雨,就像那天一样下大雨,打雷闪电,然后把这个大锅盖给打散了,打散了以后,等到雨都下了,风不括了,这个大锅盖又慢慢的形成,是这么一个过程。

武汉已经有很多的殡仪馆,焚烧场,焚烧炉。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他又调去了40台机动的焚烧炉,它说是烧动物尸体和烧垃圾的,特别是医院里的垃圾。你就想武汉这个市,在这一个月里面,它没有生产,它没有工业垃圾,只有生活垃圾,武汉市的垃圾焚烧厂能够处理生活垃圾和工业垃圾。现在垃圾处理厂的能力是过剩的,你为什么要调这么多的焚烧炉来呢?大家都知道武汉新建了两个医院,说是中国的奇迹,一个是火神山,一个是雷神山医院。它就说用火来对付这个瘟疫,烧死它。武汉的肺炎是不是能用火烧的?烧了是不是能行的?比如火神山医院它给它的LOGO里面画了10堆火,自己里面有两堆火,我告诉你火神山医院自己就本身就是有两个焚烧炉,说是烧卫生垃圾的,你不知道它烧什么东西。

武汉火神山医院选址的最佳位置,在武汉市里面方圆15公里范围里有三个殡仪馆,这是它最佳的选择,到了那边出去的直接就让你火烧了。医院名字没有取雷神也没有取火神的,你听了都害怕,雷神山,火神山你去了就别回来的,你就直接焚尸炉了。这个东西取名不是乱取的,中国人说是名不正言不顺,言不顺事不成,取名有有说道的,它就是乱来。

我们回到那个数据,回到死了两千人的数据。武汉市火葬厂焚烧炉都开开的话,一天都要烧两千多具尸体,除掉正常死亡的一天要烧一百多具尸体,多出来的。你都烧了一个月了,还说两千个人?你还要从外面去调焚烧炉进来?拿脑袋想都能想明白的,谁在数据造谣?因为你不向老百姓提供真实的数据,才是产生恐慌的最主要的原因。如果当时武汉市政府或者中央政府能在封城之前,把这个病的危害和防治的方法告诉老百姓,老百姓都会乖乖的留在家里,他不会拿自己的命和你玩。

印度的一个经济学者得诺贝尔奖的,是研究贫穷的。他写过一本书,就说在一个讯息公开的国家里,它是永远不会有饥荒的。公共管理的危机就产生在那些独裁的、讯息不公开的这些国家里。

所以我们回到武汉在中国讯息公开,社会公正,排名第三的这个数据上来,我们就可以说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笑话,怎么样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中国这次武汉肺炎的疫情,它真的是揭开了中国社会的真实的面貌,也揭示了中国人的很多的本性。

听众朋友,今天的【王维洛访谈】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静汝,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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