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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肺炎(網絡圖片)
武漢肺炎的傳播,人人心有餘悸(網絡圖片)
武漢肺炎疫情專題

張傑:爲什麼肺炎病毒讓中國體制醜態百出?

【希望之聲2020年2月18日】武漢肺炎疫情失控之後,中國政府採取了封城這樣極端的、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隔離措施,將上億市民封閉在城內家中。中共官媒和一些網友稱:“像國內這樣又是封城,又是全民居家隔離,在國外根本做不到。”在他們的眼裏,野蠻的封城竟然成了中國的偉大壯舉和第五大發明。

事實是這樣的嗎?我們通過武漢人發出來的視頻、文字,看到的卻是一個完全相反的世界。武漢和其他疫區的老百姓生活在水生火熱之中,整個城市充滿了死亡的氣息,政府的救助處於混亂無序狀態。確診病例和死亡病例不斷攀升,現在確診病例近7萬,死亡人數近2千人。或許真實的情況比官方公佈的還要嚴重得多。一個肺炎病毒揭開了中共極權體制醜陋無能的面紗。那一聲聲悽慘的哭聲,那一車車拖走的屍體,那一雙雙無助的眼神,一個原本車水馬龍、歌舞昇平的武漢僅僅一個多月,突然墜入人間地獄。那個1月7日就已經在親自領導防疫工作的人民領袖至今也不敢承認自己是隱瞞疫情的真正禍首;那個“我將無我,不負人民”的偉大舵手至今還龜縮在北京不敢踏上武漢土地一步。爲什麼戰無不勝的中國極權體制在病毒面前如此不堪一擊?爲什麼威武震八方的中國模式在疫情面前醜態百出呢?

應該說,中國極權體制在控制言論、封城以及建立傳染病醫院上的確體現了它的高效率。我剛剛看到的消息,2月15日晚,中國警方在廣州番禺海鷗島已經將勸告中共領導人“讓位”的異議人士許志永先生以及庇護他的楊斌律師抓捕。去年12月26日以來,許志永就一直在逃亡的路上。中國警方在打擊自由言論上也體現了高效率。1月1日,武漢警方就將八名提醒病毒防護的醫生傳喚、訓誡。從此,中國再無吹哨人,爲新冠病毒的蔓延大開方便之門。12月23日凌晨2點,武漢市政府“半夜雞叫”發佈封城令,武漢百餘萬市民倉皇夜奔。在短短的十多天時間裏,武漢就從平地建起了“火神山”和“雷神山”兩座集中收治病毒性肺炎病人的醫院。但不幸,14日至15日武漢狂風大作,雷電交加,網友驚呼火神山醫院被風吹跑了。武漢政府的迴應是,的確武漢遭遇極端天氣,我們正在加固火神山集裝箱式活動板房。它就是不說到底醫院吹跑沒有。其實,醫院吹跑了也沒關係,但問題是裏面的病人不知是否還“飄落在風中”?中國政府在撤換湖北省和武漢市主要官員時,效率也是挺高的。說換就換,也不徵求一下湖北省和武漢市老百姓的意見。有人說他們是共產黨的幹部不是政府幹部,但誰都知道黨和政府是什麼關係。但問題是,疫情如此嚴重,新來的官員兩眼一抹黑。疫區與在戰場上並無區別,誰都不知道自己還能否看見明天的太陽。或許地方官員都期待着被免職,因爲免職意味着得救。臨陣換將,這到底是給武漢人幫忙還是添亂?

再次,中國政府徵用展覽館、學生宿舍做方艙醫院以及醫院只開放發熱門診,關閉其它門診也很高效,一聲令下,說辦就辦。但方艙醫院設施跟不上啊,上千人擠在一起,又不隔離,疑似肺炎病毒患者也變成了確診患者。關閉其它門診,婦女生產怎麼辦?癌症和心血管病人如何就醫?現在停止了公共交通,這些人如何到醫院就診?雖然各地抽調了不少醫生來湖北救援,但武漢等地還有許多市民看不上病、買不到口罩、住不進病房啊。現在,我們分析一下中國極權體制不能有效應對疫情的原因。

第一,官本位決定了官員對上負責,但不對人民負責

胡少江先生指出,在中國極權體制下,各級官員不對當地的人民負責,只對上級負責,因爲他的升遷不由人民決定,而是全憑領導人的好惡決定,所以他們竭盡全力的討好領導人,報喜不報憂;在這個制度下,社會大衆沒有新聞出版自由、沒有言論自由,任何就危機向大衆發出警訊的人,都有可能被認爲是損害領導人威信的行爲而遭致嚴酷的鎮壓。張千帆先生說,在一個憲政民主國家,這場危機極很可能一開始就不會發生,因爲言論與新聞自由即足以將新冠病毒扼殺在搖籃中。言論與新聞自由賦予公民知情權,有助於遏制病毒傳播——這是自2003年非典即已衆所周知的道理。民國時期,羅隆基先生曾說過:“壓制言論自由的危險比言論自由的危險更危險”。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和饑荒研究專家阿瑪蒂亞.森有一個著名論斷:人類饑荒史的一個重要事實是,沒有一次大饑荒發生在有民主政府和出版自由的國家。其實豈止饑荒,也包括地震、海嘯、瘟疫等突發性重大災害。儘管民主國家不可能倖免災害,但其發展爲人禍的概率很小,這是一個事實。

第二,沒有民主決策的高效率會將國家推向深淵

極權體制國家依靠最高領導人和小集團決策的效率自然比民主體制高。但效率高不一定科學和正確。二戰期間,希特勒靠他一人的智慧,一錘定音,決定德軍大規模向莫斯科進攻,結果忽略了莫斯科冬季的寒冷天氣,導致德軍戰略上由優勢轉向劣勢。德國軍隊最終在二戰中全軍覆滅。現在中共由習近平一人獨斷乾坤,決策的效率不僅高於民主體制國家,還高於中共集體決策的效率。但事實證明,習近平無論是個人學識、智慧和國家治理能力都不足以應對這次疫情,高效率的錯誤決策將加快中共政權的毀滅,但也將給民族帶來巨大的劫難。

張千帆先生指出,在危機失控暴發的情況下,憲政民主制度的危機處理能力也遠勝專制國家。言論與新聞自由在政府尊重和司法保護下,能讓居民獲得疫情發展的準確信息;由選舉產生、對選民負責的各級民意代表能合理權衡自由和安全之間的關係,在充分保障人民自由的前提下確定最有效的防控措施,並監督各級行政依法執行。遇到武漢肺炎這樣的嚴重疫情,憲政國家的民意代表絕對是閃現在各種場合的活躍人物,其忙碌程度不會亞于堅守崗位的醫務人員,哪能像我們這裏如此悄無聲息?另外,憲政民主體制下,宗教和非政府組織會積極參與到災害救助之中,讓這個社會充滿愛心並安慰患者的恐慌、焦慮心理。非政府組織可以提高社會自我管理能力並減輕政府負擔,在危機時刻調動民間社會資源,填補大一統政府關注不到的灰色地帶。2008年汶川地震期間,中國的宗教團體和非政府組織就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即使民主體制國家在疫情應對的結果上並不理想,但它是一個全民參與和共同治理的過程,會形成民衆強烈的愛國精神,並貢獻他們的智慧。一次失敗的應對也會爲下一次疫情的控制提供寶貴經驗。公民參與也是一個全民衛生教育和文明提升的過程。

第三,中國極權體制長於統治而短於治理

張千帆先生說,天災哪個國家都會遇到,爲什麼有的國家有驚無險、順利化解,有的國家卻會釀成重大公共事件乃至社會政治危機?這是因爲不同的國家、不同的制度化解和應對危機能力不同。武漢肺炎病毒與其說引發了全國乃至全球性公共衛生危機,不如說顯現了中國社會治理的制度危機。只要制度危機不除,那麼這樣或那樣的社會危機依舊會源源不斷髮生。笑蜀先生認爲,中國極權制度長於統治而拙於治理,是中國極權體制的天性。但凡非攸關政權安危或政權榮耀的事務,大多不屬於統治範疇,非關痛癢,也就很難引起中國政府的深度關切。然而,民主國家則截然不同。民主國家主權在民,人民自我統治。政府的主要職責在於治理,治理就是最大的政治。民主國家不是隻有政府,不是隻有一個政治重心,而是通過分權制衡,達成多元力量的共存共治,形成多中心均衡生態。其中,最重要的均衡,是政府與社會的均衡。中國政府對於疫情的防控重心,不是人民的生命安全,而是政權安危和政權榮耀。因而對真正的社會治理,對真正的公共安全,不可能有多少實質性的幫助。它們可以成功地解決提出問題的人,卻無法預見和阻止病毒的肆虐。

中國極權體制和西方憲政民主體制的不同價值追求決定了中國人與西方人的不同命運。但我也不得不指出,供養這個不對人民負責的極權體制和欺壓人民的官員,不正是中國人自己嗎?迷信政府、政黨和領導人,而不敢進行政治變革,不改變期待有良知的抱薪者去犧牲,而自己坐收漁人之利的自私心態,中國人就永遠無法救贖,因爲那些爲衆人抱薪者已經凍斃於風雨了。

——轉自《北京之春》

(文章只代表個人的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