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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指出,2020年将是习近平上台后面临的最糟糕的一年。示意图。(美联社资料照)
早有学者曾指出,2020年将是习近平上台后面临的最糟糕的一年。示意图。(美联社资料照)

反了!陆媒发文暗示习近平有点像崇祯?

【希望之声2020年2月13日】(本台记者岳文骁综合报导)中共拥有那么强大的统治手段和科技资源,却因一个武汉肺炎闹得惊慌失措,到处封城封乡,民怨沸腾。大陆网站突出一篇文章,专疑似影射习近平象明末亡国的崇祯

网易平台近日刊出的一篇题为“崇祯亡国的时候,大家都等着他下令”的文章。文章似乎是在解释明帝国末年崇祯走投无路明帝国覆灭,但人们似乎看到了崇祯亡国与习氏统治的某种相同之处。

文章开宗明义:“崇祯为什么亡国?当危机来临的时候,所有人都在等着他的指示”。文章分析:“最后能干事的大臣差不多就被他杀完了,留下的都是不说话,不做事,皇帝说什么他就怎么做的那种听话的人。所以,他最后还说诸臣误朕,其实是执迷不悟,始终没有理解,是他耽误了大臣,也耽误了明朝的江山。”

文章分析崇祯统治的短板:“一旦遭遇突发危机,应对能力的短板就会特别明显。因为其他人都怕承担责任,所以并不独立判断,也不自己决策,而是逐级上报,等待上级指示,上级没有指示,他就坚决不动,因为这样做对他是最安全的。”“而这种过度的权力集中导致的另一个很明显的结果就是,其他人都对整个体制失去了忠诚和认同,而只是把自己当成皇帝的打工仔。”

文章结论:“这其实也是每个王朝末期官僚体系的普遍状态,对朝廷没有什么认同,对皇帝也无所谓忠诚不忠诚,只是当成一份普通的工作而已,只做上级交代的任务,上级没有指示,哪怕是再大的利国利民的好事,他也不会去做。因为在这种氛围下,如果谁这样做,反而显得别有用心,容易成为众矢之的,最后被其他人逆向淘汰。”

这篇通俗短文早在网上被删了,但各种复制件照样在大大小小的朋友圈流行。

对比今下,武汉疫情肆虐,目前各家分析,至少认为这次的最大教训之一就是武汉的官员们或者中国卫生部门的技术官僚们,在发现疫情的严重性,甚至已人传人,连医护人员都难以幸免的时候,还不敢向社会公开。还不敢上报,或者瞒报,少报。但主要是因为中共的专制体制,令各级官员都在维稳习惯思维下一切唯上,要听中南海最高层的命令。

比如,武汉市长周先旺1月27日接受央视采访时,公开把隐瞒疫情的事“甩锅”中央。周先旺承认披露疫情“不及时”,但希望外界理解地方政府公布讯息的难处,又指地方政府需要获得“授权”才可以披露。

中央社引述分析家表示,周先旺虽没有指名道姓,但暗示地方所有的政治决定都需要中央上级批准,导致无法快速行动。

法广评论指出,帝国的特征就在于全国所有官员都看着上头颜色行事,任何独立的看法见解都很危险,就这样,湖北这场可怕的疫情,早在十二月初已发现了疫情,一拖再拖,一压再压,直到完全失控,人传人,医护人员难以幸免,全中国都面临巨大危险的时候,习近平才表态了。这一表态,接着而来的就是帝国传统的战争处理方式,封城,封省,全封闭式管理,一时乱象百出,人民怨声载道,死的死,伤的伤,前期医疗资源严重不足,患者求助无门,后期则上门抓人,暴力排查,给人民内心留下巨大的伤害。

台湾政大东亚研究所所长王信贤分析,习近平应该早就知道有武汉肺炎疫情的消息,但当时正值美中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等事项,习近平又将权力集中在自己身上,因此当疫情尚属模糊阶段时,“没办法派上习近平的首要考虑”。疫情延烧至此,“最重要的是中共体制上的问题”。

《希望之声》刊发的评论员魏晋的题为“李文亮枉死 中央与地方开始保权厮杀”一文则指出,中国疾控中心首席科学家曾光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时表示,在这波疫情中,除了科学,官员还要考虑政治、维稳、经济、随黄历新年而衍生的民生需求等问题,科学家说的话“往往只是官员决策中采纳的一部份”。曾光的话赤裸裸地说出了中共的防疫思路,生命不是第一考量,要第一考虑中共的政治、第二考虑维稳、第三考虑经济。生命连排第三的地位都没有。这个体制视人命如同草芥。强权之下无真相。

2020年早就被当局定为政权大患、维稳空前之年。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1月17日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传达习近平指示:2020年中共政法委工作要将“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放在第一位。习近平1月20日对武汉肺炎疫情做出指示,也要求遏制疫情蔓延却不忘强调要“坚决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文章指出,可以说,中共高层在这次抗疫行动中,政治考虑其实是首要的,只是不便明示。武汉肺炎其实是一种来自共产主义最大阵营的病毒,现在已扩散到全世界。如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一书开宗明义: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就是毁灭人类。不幸言中!

责任编辑:元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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