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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采访陈奎德
为何这次复旦大学修改校章激起如此大的反弹?复旦学者陈奎德博士谈校章修改和复旦今昔。(图源:Youtube截图)

复旦风波(上): 复旦学者陈奎德谈校章修改和复旦今昔

【希望之声2019年12月27日】(本台「新闻聚焦」节目记者金石采访报道)近期,中国著名高等学府复旦大学因为修改学校章程而引起了轩然大波。

中共教育部12月17日发布了批准复旦大学部分校章条款修改的申请,修改后的校章删除了原有的关于思想自由、师生治学、民主管理、学校是以学术为核心的共同体等等表述,却增添了中国共产党全面控制大学的内容,包括学校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学校党委才是学校的领导核心、坚持党管人才原则等等。

复旦大学创建于1905年,在颇具权威的QS世界大学排名当中,排在全球第44位,在中国国内的高校排名第三。复旦这次修改校章,让人们担心中共在进一步加强对大学的控制,学术自由会再度沦陷。

如何看待这次复旦修改校章引发的风波?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相比,如今的复旦大学有哪些变化呢?从修改校章一事如何看如今中国大学的学术环境呢?

就这个话题,本台「新闻聚焦」节目主持人金石采访了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主编陈奎德博士。陈博士和复旦大学有很深的渊源,他于1985年获得复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毕业之后留在复旦哲学系任教。他在上世纪80年代末时离开中国大陆,现旅居美国。

主持人:中共对大学的控制一直都没有停过,但为什么这次复旦大学修改校章还是激起这么大的反弹?

陈博士:最近几年来中国大陆在高校教育方面、在各个管理方面前所未有的退化,和过去三、四十年以来中国在教育界的所谓改革开放比,是一个全面的倒退,而这次复旦事件是明目张胆的把学术中的思想独立移除。这是与世界文明潮流相背离的一个行动,会使中国教育界进一步走向一种党化教育,使复旦大学进入某种所谓的愚民主义、反智主义这样一个中国“文革”时期的黑暗时代。所以它是值得关注的。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复旦学生和师生都进行了抵制,而且有一些抗议的举动。我觉得目前的情况是,中国的教育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危机时刻,所以我们大家要关注这件事情,不能使中国越来越远离人类文明的基本潮流,远离最近几十年来有所进展的和世界基本文明秩序接轨的潮流。这是值得关注的事情。

主持人:为什么复旦现在要修改它的校章呢?

陈博士:我想这和习近平上台以来一系列倒退的举措是分不开的,他们现在对中国教育界、对中国学生有一种恐惧。这和最近这些年来,中国受到了西方各文明国家的抵制有关,特别是今年发生的香港事件,他们特别害怕整个中国教育界、中国的学生也象香港学生一样,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争取自己的独立权利和大学学术研究自治的环境。所以,中共准备进一步加强对学校的控制。

中美贸易战的进行,最近美国又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关于新疆、西藏的法案也陆续出台,其他国家也逐渐地跟进。中国大陆特别是习近平当局,处于一个内外交困的境地,虽然他们非常害怕和文明世界的脱钩,因为脱钩,他们在经济上可能会遇到极大的困难;但是他也要准备这样一手,就是万一逐渐脱钩的话,他们要对国内采取怎样的一些措施。对高校的控制就是他们准备在和世界脱钩,或者说在脱钩的一个大趋势下,逐步走向某种闭关锁国、和文明世界进一步脱离的文化政策和政治举措。

主持人:您八十年代曾在复旦大学学习和任教,那时的复旦大学是什么样的?

陈博士:我对复旦还是有很深的感情的。中国的大学在1980年代,是中国共产党1949年执政以后,恐怕是最特殊的10年,是比较宽松和比较开放的10年。当时中共的方针是所谓的三个面向: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所以说和国外的学术环境和学术交流是比较频繁的,基本的教材也和主要的文明国家的教材有相当多的共识,就是互相有交流,而且特别是理工科的教科书,都是参考了西方的,特别是美国和欧洲的教科书来撰写的。人文学科也是,在复旦,1984年,恐怕是最早的,有美国教师到复旦大学哲学系来任教,来做学术交流,是比较长期的任教。所以说整个的学术氛围也是相当不同的。

但是也要看到,因为当时中国是刚刚从“文革”走出来,因此进两步退一步的那种反反复复的较量也是有的,关于文化专制主义和学术自由之间的竞争和交锋也是一直存在的。

我自己身上当然也发生过一些故事。在1983年,我们复旦的几位学者(我当时在读博士),到桂林去开一个全国性的学术会议,我在会议上代表我们同行的六位学者提出来一个所谓的《关于认识理论改革十条》,就是对中共当时的整个意识形态体系,特别是哲学体制提出了一个全面的挑战,被称为“桂林十条”。但这个事情就触动了很多其他学校的保守派,对中共的意识形态教条非常看重的、成为他们饭碗的那些人的出路。所以就有三条线上达到了中共上层,后来到了中共宣传部。中共宣传部后来下了一个文件,我们几个发言人的名字都在上面,就是我们提出了哪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什么什么纲领性的东西,等等等等。我的名字在前面,因为我是代表他们去发言的。所以黑云压顶,整个上面压力压下来了,要让这些人停止他们的学业,要重新学习马列主义,诸如此类。我当时读博士,停止学业是非常严重的,是非常巨大的一个压力压下来。当然大家知道,那就是“反精神污染”的前夕,就是1983年5、6月份。

但是胡耀邦先生在这个事情上,抗拒了当时邓小平的“反精神污染”,28天就结束了。所以我们反而因为这个事情,而获得了很多国内学术界的支持并交了很多朋友。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后来我知道,在上面中宣部和各方面对复旦大学施加很大压力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当时的校长谢希德教授,他抗拒了上面的压力保护了我们,使得我们没有被进一步地惩罚。

所以我提这个事情是说明,就是包括在八十年代比较开明的时候,也一直有这种思想专制、文化专制主义和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的激烈交锋的。而复旦这些教授、学者,虽然表面上他们不敢公开顶撞上面的压力,但是实际上在底下做了保护学生、保护研究生的基本举措的。

所以在学术界一直就存在要求学术自由、要求学校自治、教授治校这样的潮流,和上面的党化教育、党管大学、常委领导一切,从八十年代起就有非常激烈的交锋,反反复复的,都有的。

主持人:我们看这种交锋一直延续到现在,比如在这次复旦新校章公布之后,一些复旦的师生采取了抗议的行动,午餐的时间在食堂里合唱复旦的校歌。您怎么看现在复旦师生的抗议?

陈博士:虽然这些抗议会被校方、被整个当局压下去,但是这个火种还是在。在习近平主政以后形成了这么高压的情况下,这些学生还能够站出来,和中国在“文革”时期的学生已经很不同了。

“文革”时期毛泽东统治,根本中国就取消了大学教育,到了1966年“文化革命”,那些大学生、年轻人,都是狂热地愚忠毛泽东,搞那种愚民主义和反智主义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对中国文化、对中国高等教育是极大的摧毁和破坏。我们看现在的学生确实和当时不可同日而语了,虽然中国共产党还是中国共产党,它还是要施行它的思想专制,想统一它的党化教育,但是它已经受到了现在学生们暗中的或者是公开的抵制。

中共建政以后,它对整个教育界搞所谓的党化教育,在1952年就进行了所谓的学校改革,把苏联式的教育体系强加在中国的学校身上,后来发展到严重的结果是中国整个的思想文化、中国教育倒退,文革是高峰。可是到现在我们大家看到,经过三、四十年的所谓“改革开放”以后的师生和那时是完全不同了。不同的时空背景下,我们来看看当今的文化专制主义和思想自由这个潮流之间的交锋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

主持人:所以您觉得,学校里边师生追求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的火种会越烧越旺?

陈博士:是的。我遇到了很多朋友,大家都是对中国目前的状况,特别是大学教育界是非常悲观的,我也是非常悲观,毕竟我们都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毕竟我也是从复旦出来的人,都知道这个情况。但是,这个东西我相信它是历史上的一个短暂现象,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最多二、三年,三、四年,我想这个局面会大大的改变。因为整个的世界,大家知道现在中国某种意义上已经在和全世界为敌,和文明人类为敌,而经过这三、四十年的发展,虽然中间经过了很多的愚民教育,包括对西方教材的打击和排斥等等,但是在互联网时代,青年人也好,各个方面也好,还是知道世界上的很多事情。它不可能完全封闭这个世界,而且如果是真的完全封闭,它经济上也是不可能发展下去的。是这样一种情况。

另外我还要提一点就是,启蒙这个东西是不可逆的,因为经过了1978年,中国大陆开始和外部世界产生比较多的交流,开始在教育界和各方面有启蒙运动。启蒙这个东西是不可逆的。简单的说就是,现在中共又想倒退回去,回到“文革”的那个情况,但是这个是办不到的。

我们打个比喻来说,你要使一个孩子他通过启蒙认了字,获得了知识、智慧和理性,然后要使这个认字的孩子再倒退到又成为一个文盲,这个事情可不可能?不可能的事情!即使是有些人,有个别的人或者是有少数的人,又反过来反对当时的一些基本的思想自由、一些文明进步的基本措施。但是很多人是基于他自己身处的利益,知道当政人的利益他需要那样,我必须服从才能有饭碗等等,他才那么做。 但是他的头脑里面,已经是和原来完全空白的、愚昧的东西不一样的了。

所以只要一个变动出来,一个历史契机出来,全部都会改变。就象苏联、东欧的变化,你说苏联、东欧这些人民,一般的年轻人,受了这么多年的压制、洗脑和封闭,但是只要一旦对世界打开,到了1989年、1991年,整个的局面完全改变,所有的人们没有一个人说是反对这样一种变动。所以我们说启蒙这个不可逆的东西,注定的会使中共现在这种文化大倒退、这种文化专制主义是不可能完全得逞的,它要完全封闭中国,它也是办不到的。

主持人: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陈博士:谢谢。

责任编辑:辛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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