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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鼠疫鬥士”伍連德(圖片:希望之聲合成)
回憶“鼠疫鬥士”伍連德(圖片:希望之聲合成)

歷史上最戲劇一幕:燃放鞭炮最終結束了肆虐的瘟疫

憶“鼠疫鬥士”伍連德

【希望之聲2020年1月24日】(編輯:吳永健)己亥豬年的人禍——非洲豬瘟驚魂未定,眼下的中國人還真是擔心過年能不能買得起二斤豬肉包餃子、吃團圓飯,可是又傳出了俗稱“黑死病”的鼠疫,已率先出現在北京……

“血漿經濟”讓艾滋病橫行和非典的反思

上世紀九十年代,河南政府爲了藉助衛生系統創收,號召全省各地農民賣血“脫貧致富”,大力發展“血漿經濟”。但由於因此興建的大量血站在採血前不做艾滋病毒檢測,還讓多人共享針頭,並把血液成分混合後輸回賣血者,導致當地艾滋病嚴重氾濫。

1995年,時任河南周口臨牀檢驗中心負責人的王淑平發現當地很多賣過血的村民出現了艾滋病症狀,於是她同年把首份河南農村獻血人員的艾滋病報告上報國家衛生部。爲了避免東窗事發,河南當局對王淑平採取了嚴酷打壓,試圖迫使她噤聲。無奈之下,她幾年之後流亡美國,在海外持續就中國艾滋病問題發聲,直至去世。

由於當局沒有接受王淑平的舉報而任艾滋病氾濫成災,導致三、五十萬人感染了艾滋病毒,至少十萬人死亡。

2003年初的非典(SARS)爆發時,當時的衛生部長張文康說“我國沒有非典,來我國工作、旅遊都是安全的。”世界衛生組織赴北京地壇醫院檢查時,中共把病人裝在救護車裏在北京城繞。

非典(SARS)統計(圖片:Samuel /zh.wikipedia)
非典(SARS)統計(圖片:Samuel /zh.wikipedia

SARS最終導致5327人感染,349人死亡,許多人因爲患病導致骨頭壞死、肺纖維化和抑鬱症的後遺症,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爲SARS 發生伊始, 疫情真實信息被有關政府隱瞞, 結果導致疫情沒有被及時有效地控制。北京律師和“後改革思想網”主編陳永苗認爲,當年 SARS的發生並沒有促使中國政府在重大信息披露方面有所進步:

“非典疫情當時最終被披露是因爲政府處於太大的政治壓力,被迫的。非典是一個很偶然和很特殊的案例,並沒有普遍性, 不會在政府信息披露方面有所促進, 因爲重大信息披露涉及政治安全,政府害怕披露意外的東西威脅自己的統治。由此, 當年的非典並沒有使政府在重大信息披露方面有制度上的建設。”

同樣,在後來的雞年禽流感、豬年豬流感時,中共同樣用封鎖疫情當作維穩的政治任務來抓。

最近,另一個令人擔心的事件莫過於中國出現鼠疫的消息了了。黑死病鼠疫),有人稱其“是比軍隊更可怕的敵人”。黑死病曾經肆虐幾乎整個歐洲,奪走了歐洲1/3人口,目前驚現北京。已有媒體報道證實,北京多家醫院、賓館工作人員出現疫病感染及疑似病例。

然而,與以往一樣,中共“維穩”黑死病疫情,對外隱瞞消息,疫情恐怕比想像中還要嚴重。

中國人如何保護自己呢?人們對大陸媒體說的“北京無新增病例”不當一回事,原因在於中共當局慣於封鎖消息,導致民衆得不到疫情的準確消息。其實如果及時提供信息,重視預防,處理措施得當,鼠疫是完全可以控制的。下面介紹一位被稱爲“鼠疫鬥士”的清末民初的醫學家伍連德

《中國名人錄(第三版)》中的伍連德照片(圖片:維基)
《中國名人錄(第三版)》中的伍連德照片(圖片:維基)

鼠疫鬥士”伍連德

回溯100多年前,清朝末期,東北三省出現了嚴重的黑死病。傳播速度之快,在四個月內,奪走了6萬人的生命。當時,有一人全權負責抗疫工作,制定了不少行之有效的防疫措施。他就是伍連德(1879年-1960年)。

對於很多華人,伍連德是一個很陌生的名字。在100多年前,他的名字譽滿世界。他擁有許多顯着的稱號,而且都稱爲第一,譬如他是第一個獲得劍橋大學醫學博士學位的華人,是走近諾貝爾獎的第一位華人。他主辦了中國史上第一次國際學術會議,還是中國海港檢疫管理處第一任處長。

1910年,在哈爾濱傅家甸,當時居住的中國人有24,000人,第一起疫病在這裏被髮現。從俄羅斯回來的二位中國礦工入住“魁升員”的客棧後,出現了相同的病症:發高燒,咳血,皮膚出現紫紅色斑點。據臚濱府(今黑龍江海拉爾市)當局報告,10月25日二位礦工疫斃。繼而,整座客棧出現相同症狀。千里之外的哈爾濱,也出現同樣的死亡現象。人們還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引起的瘟疫。

地方官將疫情上報北京。由於疫情傳播速度驚人,俄國和日本竟以此作籌碼,要挾清政府。俄日兩國對東北三省虎視眈眈,以防疫爲藉口,派兵進駐東北,準備搶奪東北控制權。

疫情和外交告急,中國的外交先驅施肇基(1877年-1958年)擔任防疫大臣,他推薦31歲的伍連德主持抗疫工作。1910年,聖誕節前夕,伍連德帶着他的學生林家瑞來到哈爾濱。然而此時,疫情已經傳播了一個多月,受到傳染的民衆難以計數。

施肇基(《中國名人錄》第五版,1936年)(圖片:維基)
施肇基(《中國名人錄》第五版,1936年)(圖片:維基)

爲了查出病因,伍連德與助手祕密解剖疫斃者屍體,因當時的民俗不允許損傷屍體。他們只得頂着壓力從染疫身亡的日籍女子身上,取血取組織進行化驗,通過高倍顯微鏡,發現了鼠疫桿菌,證實疫病元兇爲鼠疫

鼠疫,通過鼠類傳染給人類的致命傳染病,分爲腺鼠疫肺鼠疫鼠疫敗血癥幾種。起初疫病發生後,人們不知疫病原因,地方官員沒有采取任何措施,疫情沿着東清鐵路與南滿鐵路主要交通動脈,迅速傳播,演變爲人傳人的大瘟疫。這場疫情極爲兇猛,2個月內,導致392人喪生。

儘管查到疫病元兇爲鼠疫桿菌,但還不清楚爲何疫病能迅速導致死亡。一旦感染,幾乎必死。起初人們對鼠疫的認知,是老鼠得病後,跳蚤叮了老鼠,再去叮人就將病毒傳播到人身上。但東三省大量捕殺老鼠,也未能阻止瘟疫蔓延。

東北黑死病之慘烈,令人驚悚。其中一座天主教堂有250人病死。一家瓷器店全家8人全部染疫身亡。有的全家14口人,只有祖孫2人倖存。當時只有七萬人口的哈爾濱,就死去了六千人。根據伍連德自述,1911年1月疫情最爲嚴峻。最多的一天有183人死亡。

東北疫情,經西方媒體報導後,舉世震驚,迅速登上國際報刊頭條。有的西方媒體稱黑死病是“比軍隊更恐怖的敵人”。

伍連德詳細探究,發現傅家甸的鼠疫共同點:所有死者都曾處於密封的屋子內。當時死亡羣體,幾乎是一家一家的集體死亡,死因都是肺部感染,咳嗽咳血最終窒息身亡。他大膽推測,這一類鼠疫細菌能夠通過空氣傳播,於是將東三省流行的鼠疫稱爲“肺鼠疫”。染上肺鼠疫的疫者死後皮膚呈紫色,因此肺鼠疫也叫黑死病

肺鼠疫,是鼠疫中傳染性最強、死亡率最高的一種。從伍氏開始有了明確的肺鼠疫說法。現代人們對鼠疫的認知,認爲通過飛沫就可以傳播,其依據就是根據伍氏的發現。遂即,他奏請清廷停止捕殺老鼠,轉而徹底封鎖哈爾濱疫區,切斷鼠疫傳播途徑及交通。

在官員施肇基的推薦下,伍連德成爲東三省及山東防疫工作的總司令。整個防疫工作還獲得東三省總督錫良的大力支持。

爲了控制疫情,伍連德向駐紮哈爾濱的外國領事館商討防疫合作。經過逐一拜訪,俄國鐵路局調集100節空火車車廂,用以協助隔離病人。

當時,俄羅斯防疫站的醫護人員對防疫措施不甚瞭解,也不聽伍連德勸說戴上口罩,結果醫院的職員染疫身亡。在哈爾濱的法國醫生梅斯耐(G.E.Mesny)也不幸染病,僅僅四天就去世了。於是伍連德教醫護人員用紗布和棉絨遮擋口鼻,作爲基本的預防措施。

由於黑死病對肺部的破壞實在太快,讓人防不勝防。不僅防疫人員戴口罩,郵差、警察、百姓等都戴起口罩。後來這種口罩也稱爲伍氏口罩。

在清政府的支持下,伍連德動員了中西醫師、軍隊、警察等所有資源,抵禦疫情蔓延。地方當局出動軍隊控制人口流動。凡是患有鼠疫的病人,他們的房屋用生硫磺和石炭酸消毒。設置疑似病院和專門的隔離場所,以及火車廂隔離所。

爲控制疫情,整個傅家甸還被分成四個區,每區設有消毒站、消毒車和醫務人員及警察。並有1100多名士兵把守外圍。每天派出四至六組巡察隊巡視各家各戶。一旦發現鼠疫病患和疑似病例,緊急送往醫院與隔離所,同時對他們的住所進行消毒。

由於寒冬時節,哈爾濱最低氣溫可達零下40℃。土地凍結,無法埋葬疫斃者。所有的棺材堆積在一起,長達一公里。中國民俗不實行火葬。但若不處理這些屍體,就會留下巨大隱患。伍連德上報清廷,獲得火化許可。1911年1月31日,中國第一次舉行了大規模集體火葬,將二千副棺材集體焚燬。

此後,傳染病的疫情得到控制。1911年3月1日,在哈爾濱傅家甸,收到最後一例鼠疫病例。

據英國皇家醫學會終身院士馬伯英教授介紹,當時鼠疫停止頗有戲劇性。快要過中國新年時,伍連德跟地方官員、百姓說,過年那天要大放炮竹。因炮仗中的火藥主要成分是硫磺。炮竹聲聲炸裂,滿城瀰漫着硫磺的味道,而硫磺能起着消滅鼠疫桿菌的作用。

哈爾濱疫情得到控制後,長春、瀋陽等城市的疫情還在肆虐。伍連德等人將在哈爾濱使用的措施推廣到這些地區。至四月底,整個東三省和華北的黑死病就得到控制。

這場慘烈的黑死病奪走了六萬人的生命,耗費白銀一千萬兩,導致經濟損失達一億元。

時隔一百多年,當時的防疫和抗疫記錄,至今還珍藏在遼寧省檔案館。在這些檔案中包括各地抗疫例行會議記錄,各地撥款數額,以及清政府主辦的奉天萬國鼠疫研究大會。

伍連德的帶領下,肆虐東北的黑死病,不到四個月就被撲滅了,爲風雨飄搖的晚清政府挽回不少顏面。

當時黑死病發生後,地方當局公開疫病實情,各級官員沒有隱瞞,而是大力協助防疫。加強隔離與消毒,各部署人員採用防範,佩戴口罩,加強消毒,併火化疫斃者屍體等等。一切資訊公開,在公衆的支持和協助下,伍連德有效地阻止了黑死病。這段歷史對當今依然富有啓示。

責任編輯:楊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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