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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1967年上海造反派庆祝游行情景(图片:《人民画报》 /《人民画报》1967年)
文革中的1967年上海造反派庆祝游行情景(图片:《人民画报》 /《人民画报》1967年)

文革 一个人的“胜利” 民族的浩劫

中共建政70年政治运动系列(6)

【希望之声2019年12月2日】(作者:楊述之)2019年10月1日是中共建政七十周年的日子。回顾这70年,所有的政治运动中,文革应该是中国人影响最深的一场运动。整个国家在十年的时间内陷入一片混乱,受害人遍及社会各个阶层。文革,是一场于1966年5月16日—1976年10月6日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所发生的政治运动。毛泽东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自上而下动员成千上万红卫兵在中国大陆进行全方位发动的阶级斗争和杀戮。今天,我们来回顾这其中的点点滴滴。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背景和缘由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可以说至少有内外两重因素;内因是1949年,中共建政后,毛泽东发动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土改、三反、反右,特别是大跃进、人民公社,造成几千万人死亡,应该说在中共高层,特别是早期跟随毛泽东的元帅、元老们有一定意见,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提出质疑,结果被立刻打倒,成为“反党集团”。刘少奇在担任国家主席后推出一些比较务实的举措,他提出的团结为主的一些思路,包括经济建设的一些方法,使得国家经济、建设取得一定的进展,在党内一些务实的人开始倾向刘少奇; 毛泽东当时因为大跃进被迫“党内自我批评”,并且已经实质上是“退居二线”,他感到了这些来自身边的威胁。而刘少奇此时还在认真进行所谓的“党内自我批评”甚至提出”大跃进是严重错误的“、“这几年的错误中央负主要责任‘等等言论,以为毛泽东和共产党可以自我改良,却不知道一场大祸将临头;

而文革发生的一个更重要的外因就是苏共新领导人赫鲁晓夫在上台后,立刻对苏联前领导人斯大林的阶级斗争政策进行了全盘的否定,彻底颠覆了“伟大领袖斯大林”的形象;这些给了毛泽东非常“现实”的教育。如果按照这个形势下去,毛泽东认为的他的接班人,也会全盘否定他。1966年5月5日,毛泽东会见外宾时说道:“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毛泽东开始寻找方法来准备打倒所有和他思想不一致的人或是对他不忠心的人,特别是刘少奇。

虽然多次政治运动给中国造成几千万的非正常死亡,但是在民间、在社会上,对于毛泽东的造神运动却通过中共的媒体、影视作品不断给推向高潮。毛泽东是”红太阳“,是”大救星“,”毛主席一句顶一万句“;毛泽东在历次运动中要清除的都是农民、知识分子、企业家和国民党原政府官员、军人等。而这次却不同,他要清除的都是身边的“功臣”,当时刘少奇已经是“国家主席”,其实是中国政府当时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他该怎么做?毛泽东成功的利用社会各阶层对领袖的“无限崇拜”,利用社会的最基层——学生,然后再发动群众斗群众,不惜彻底摧毁所有的社会秩序,最终达到了他个人的目的,却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红卫兵“造反有理 革命无罪”

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成立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此后全国大中学校学生纷纷起来造反,很快使学校的领导和教学工作瘫痪。刘少奇和邓小平派到基层的工作组把10211名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师打成“反革命”。毛泽东批评了刘邓,作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当日红卫兵写信给毛泽东,声称“造反有理”,毛泽东表示同意。8月8日,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后来简称《十六条》)。“文化大革命”一词首次出现在中共中央决定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

文革中,1967年的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图片:《人民画报》 /《人民画报》1967年)
文革中,1967年的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图片:《人民画报》 /《人民画报》1967年)

1966年8月1日,中共八界十一次会议召开。会上,毛泽东支持红卫兵,再次指责中央派工作组,“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工作组是“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会议原定在8月5日结束,但在当日,毛泽东用铅笔在一张报纸的边角上写了《跑打司令部》,指出中央有另外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令会议日程被延长,内容也很快转向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批判。

8月7日,毛泽东在誊清稿上修订后加标题,由当日会议印发。文中说:“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虽然没有点名,但是实际矛头已经直指过去50天内执政的刘少奇。毛泽东同时将之前缺席了一周会议的林彪召回北京,林彪随即于8月8日发表针对刘少奇发表了言辞激烈批判,并与其在5月18日关于彭陆罗杨等人“错误”地言论,一起印发大会。

毛泽东还写了一个《关于发生打人事件的指示》,内容是:“党的政策不主张打人。但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在“好人打坏人活该”的授意下,暴力杀人事件不断发生。

红卫兵杀人无罪 全国失控

文革中死人集中于几个时期,第一个是一九六六年的“红色恐怖”。以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正式开场的文革,宗旨就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对“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周恩来有个说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不是扫一切干部,而是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坏、右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就是文化革命的对象。

这“横扫”,肇始于以中共干部子弟为基本队伍的红卫兵对牛鬼蛇神的抄家。这时,牛鬼蛇神还只限于“五类份子”即“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资本家。北京市家被抄的多达十一万四千多户。从北京发源、迅速达于全国。抄家之多,史无前例。譬如上海郊区川沙县有七千八百多户人家被抄。浙江嵊县,八千余户被抄。全国城镇乡村被抄家的总数当接近一千万户。

伴随着抄家的,是拷打进而杀戮以“五类分子”为主的牛鬼蛇神。在中国大地上,从不曾有那么多人在那么短暂的时期内,死于最古老的刑具棍捧、皮带。杀与已无冤无仇的人,要有精神支柱,十几岁的中学生将老师校长、邻居街坊拷打至死,靠的就是一册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当时的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的一次会议上说:“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份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于是各地派出所与红卫兵合作,将凡有“份子”头衔的牛鬼蛇神的名单交给他们,让他们去抓斗殴打。

谢富治还召集在各省、市公安局局长开会,说:“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们根本管不着。”一个省的公安局长问:“拘捕起来总可以吧?”谢答道:“如果把打死人的都拘捕起来,你们能捕得光吗?全国九千万个红卫兵,到时,他们不冲你的公安局就好了。”他还指示“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扣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

在这批中共干部子弟红卫兵打死人的高潮中,毛泽东作出了从未有过的举动,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他们的代表。由于各省、市公安局的局长们还是有顾虑,他们担心于手让学生在街上随意打死人,运动过后自己被追究。毛泽东于八月二十二日亲自批转了一个名为《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文件,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除了……现行反革命份子,……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

于是,全国的警察都对红卫兵行凶、打人、杀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最高指示”传遍全国,杀戮在全国范围进行。全国在这场“红色恐怖”被杀者应不下十万。在这段后来被称为“红色恐怖”的时间内,据官方统计仅在北京就打死1700多人,在市郊的大兴县更是发生屠杀,三天之内用包括活埋等手段杀死了325人。

刘少奇被打倒 高层干部被清理

毛泽东作为文革的发动者,也是唯一的赢家,文革是毛泽东以打倒刘少奇及其追随者为目的,所以文革从发起开始,刘少奇的命运就已经注定。

作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主要成员的刘少奇,是从1959年4月至1966年担任国家主席的,是仅次于毛的二号人物。由于毛和刘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开始的“四清运动”中的矛盾日益尖锐,毛不再满足“枝枝节节、修修补补”,转而酝酿和发动“文化大革命”,并希望借此置刘少奇于死地。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天安门城楼上交谈。(图片:孟昭瑞 /《共和国震撼瞬间》,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天安门城楼上交谈。(图片:孟昭瑞 /《共和国震撼瞬间》,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天安门城楼上交谈。(图片:孟昭瑞 /《共和国震撼瞬间》,人民文学出版社)

对此,不少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早已达成共识,即毛发动文革的主要目的就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代表正是刘少奇。

1966年12月,江青公开宣称“刘少奇是党内的赫鲁晓夫”,北京出现了“打倒刘少奇”的标语。同时,中央成立的“王光美专案组”负责对刘少奇、王光美的调查。此专案组直到1968年4月才公开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名义活动,组长为周恩来。刘少奇随后被彻底打倒,并被“严加看守”,直至1969年惨死于河南开封。

还有一个就是林彪,一个“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中共党章上写明的接班人竟然叛国投敌,甚至还妄图谋害毛泽东。林彪被中共称为“战神”,为中共窃国打下了三分之二的江山,文革中又被中共明确为毛的接班人,但下场却极为悲惨。中国人形容下场最惨有两句话,“死无葬身之地”和“家破人亡、断子绝孙”,这两条林彪全占了,一家死在异国他乡,尸骨不全,惨绝人寰。文革中,没有哪件事比得上林彪事件更具爆炸性。他是一个把毛捧上神坛,又摔下神坛的人。

 1966年国庆典礼上的毛泽东与林彪(图片:《人民画报》 /《人民画报》1966年第11-12期)
1966年国庆典礼上的毛泽东与林彪(图片:《人民画报》 /《人民画报》1966年第11-12期)
1966年国庆典礼上的毛泽东与林彪(图片:《人民画报》 /《人民画报》1966年第11-12期)

象刘少奇、林彪死于文革的高干、名人由此可以给出一个长长的名单,下面只列举一些作为代表:

彭德怀 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元帅  1974

贺 龙 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家体委主任、元帅  1969

陶 铸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国务院副总理  1969

张霖之 煤炭工业部部长 1967

贾拓夫 原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  1967

许光达 国防部副部长、大将  1969

张学思 海军参谋长,张学良之弟 1970

田 汉 作家、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党组书记 1968

邓 拓 人民日报总编辑,杂文家 1966.5.17 服毒致死。

吴 晗 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 1968.10.11 狱中自杀,死前头发被拔光。

翦伯赞 历史学家 1968.12.18 与妻子戴淑婉服安眠药致死。

上官云珠 著名电影演员 1968.11.22 病中跳楼身亡。

容国团 世界乒乓球男单冠军 1968.6.20 北京龙潭湖畔槐树上吊自杀。

姜永宁 乒乓球国手 1968.5.16 在拘留室上吊自杀。

傅其芳 国家乒乓球队教练 1968.4.16. 在北京体育馆自缢而死。

熊十力 国学大师 1968.5.24 绝食身亡。

顾圣婴 著名女钢琴家 1969.1.31 与母亲弟弟开煤气全家自杀。

严凤英 著名黄梅戏演员 1968.4.8 服安眠药死于医院,死后被解剖在其体内找发报机。

老 舍 著名作家 1966.8.24 跳北京太平湖溺死。

 文化大革命时期红卫兵的口号,“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图片:《人民画报》 /《人民画报》1967年)
文化大革命时期红卫兵的口号,“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图片:《人民画报》 /《人民画报》1967年)
文化大革命时期红卫兵的口号,“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图片:《人民画报》 /《人民画报》1967年)

文革初期自杀者约廿万人

更多的人自杀了。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多的人在如此大的范围内、用如此多的法子结束自己的生命。仅一个陕西省,文革中自杀的党、政干部就有两千多名。

作家巴金回忆道:“当时大家都像发了疯一样,看见一个熟人从高楼跳下,毫无同情,反而开会批判,高呼口号,用恶毒的言辞攻击死者。”八月二日,湖北省委召开文化革命积极分子万人大会,省长张体学说:“有的人怕运动中死人,我看死人不要紧。我们没有搞非法斗争,给你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你要死怪哪个?我叫你不死,你要死,你死了活该。”

六月中,毛泽东曾对李志绥医生说:“这次死怕又要有千把人自杀。现在是天翻地覆了。我就是高兴天下大乱。”他大大低估了这场运动的疯狂,实际死人至少是毛泽东估计的“千把人”的一百倍。

红卫兵从文斗到武斗 文革死人第二波高峰

一九六七至六八年的“武斗”是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的第二波高峰期。

全国性的武斗起于六七年新疆。一月初,毛泽东号召“夺权”。但军队不能夺权。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的一个汽车团的造反派要夺权,当权派不服,请部队派人支援,想用武力解决。双方交火,死伤百余人。军队大获全胜。

这便是一月二十六日的新疆“石河子事件”,全国武斗的第一枪。此后各地武斗绵延不绝,直至六八年底方渐平息。

武斗中死了多少人?今以陕西省为例,勉县武斗“死亡85人,其中打死47人,武器走火死亡12人,武斗汽车肇事死亡13人,武斗中触电死亡1人,打死无辜群众3人。”蒲城县双方及无辜老百姓死34人。城区十余条街道的两万多所民房被烧。安康县武斗,历时一年,毁房屋三千三百余间,死亡784人。

山西武斗,以长治地区最烈,当地是中国的军火工业的基地之一。军分区和当地空军驻军分别支持两派。打到交通全部断绝,空军提供“空中走廊”支持一派守城市。军分区集中各县民兵组成“剿匪兵团”,打开军火库,武数万民兵,由军分区首长指挥攻城战。在攻克一座煤矿的激战中,仅守方即阵亡二百多人,数百人负伤。而守方曾在一次交战中将参战的官兵十二个整连外带四个班全部缴械、俘虏。“双方打死打伤参战人员不计其数。”

江青说过四川“武打全国出名了”,“重庆打得稀烂,阵线就比较清楚了。好得很!”全国在单次武斗中伤亡最大的,是四川泸州。一仗打死两千余人,另有八千多人成残废。

浙江也是武斗死亡较多的地方之一,譬如嵊县双方共战死191人。

有的地方群人组织间的武斗引起地方军队镇压,造成大批伤亡。譬如宁夏,一九六七年八月间,康生指示驻宁夏的部队支持一派,“必要时可发枪自卫”,并在青铜峡地区镇压“保守派”,打死、打伤各一百余人。浙江空五军政委陈励耘、陆军第二十军政委南萍伙同杭州造反派头头张永生、武装镇压萧山、富阳两县。在萧山打死27人,大部分是抓获后活活拷打死的;在富阳打死135人,打残319人,烧毁房屋1200余间。

广州作家秦牧曾这样记述在广州街头所见:“人们咬着匕首,抬尸游行”。“在一些中学门口,看到因武斗而武的学生的讣告,上面大书‘享年十七岁’、‘永垂不朽’等字眼。”一天早上,“当我走回报社的时候,一路都看到路树吊尸的景象。那些尸体,大多是被打破了头颅、鲜血迸流的。在从一德路到人民中路短短一段路程中,我竟见到八具这样的尸体。”

一年多的武斗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应在30万至50万之间。

1968-1969年的 “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联手“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高潮,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时期。

 五十万人死于“清队”

按照毛泽东“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的指示,各地都层层建立了“群众专政指挥部”。以江西万年县为例采用的“刑罚种类有捆绑、吊打、压贡子、站凳头、跪瓦片、坐老虎凳、作喷气式、电触、红铁烙、灌吃大粪、开水浇头、大热天反穿羊皮大衣晒太阳等数十种。大黄公社一位女医生被诬为‘现行反革命’,揪出来用电触奶头、用开水浇阴道,当场昏死,目不忍睹。据公安局统计,全县被打死或被迫害至死的有214人。”一九六八年五月,山西乡宁“乱捕乱斗、挂牌游街、殴打干部群众1200多人次,其中打死26人,打伤打残50多人。”六月,抓捕一批中学生,刑计逼供,打死3人,打伤打残10多人。

知识份子集中的地方是当然的“清队”重点。湖南大学自“学校革委会成立后,被乱捕乱关和游斗的就有三百多人,其中,被迫害自杀死亡的18人,长期挨斗折磨致死的6人,被错判刑的16人。”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各研究所有六百多人被诬为特务,其中二百多人被“隔离审查”,2人被活活打死,10人打成残废,4人自杀,包括一九四九年从美国归来的女科学家雷宏淑;另有9人自杀获救未死。

全国两千余县,一个县平均一百左右死于“清队”。如黑龙江省宾县,打死143人,打残32人。粗略估计,死于“清队”的人数应在50万人以上。

 中共在“一打三反”运动将杀人权下放基层以鼓励杀人,几乎每个县城都有了杀人场。(图片:网络)
中共在“一打三反”运动将杀人权下放基层以鼓励杀人,几乎每个县城都有了杀人场。(图片:网络)
中共在“一打三反”运动将杀人权下放基层以鼓励杀人,几乎每个县城都有了杀人场。(图片:网络)
 中共杀害“文革思想者” 刑前“消声”令人发指(图片:网络)
中共杀害“文革思想者” 刑前“消声”令人发指(图片:网络)
中共杀害“文革思想者” 刑前“消声”令人发指(图片:网络)

乾坤颠倒 时代悲剧

在后来的几年中,各种名目的“运动”一次接一次,整个社会进入一种类似疯狂的状态,抄家,批斗,酷刑,在当时成了时髦的事情。知识份子和资产阶级分子被抄家时,被勒令跪在砖头瓦片上反省。然后自己乖乖地抬着被抄去的财产送到革委会办公室。在批斗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分子时,叫他们戴上十几公斤的大木牌,用铁丝挂在他们脖子上,把脖子勒的血肉横飞。有的人被细铁丝套住十根指头,吊在房梁上,或者被脱光上衣,被粗麻绳捆得浑身痛昏过去,还要再泼上一桶冷水,有人因此致死或残废。

有人亲眼看见重庆市街头上的惨景:一群老太太被人将头发剃光,每人只准穿一条内裤,全身被用扫帚抽打,赶着他们在街上跳“忠”字舞。在武斗中,抓住的俘虏男的被用枪扫死,女的被脱光衣服,困在柱头上,被人用刀子去投掷身体各部,比试眼力,真是惨不忍闻,然而在当时却是司空见惯。

在毛泽东发出“三支两军”号召之后,军队就残酷镇压群众组织。凡是军队认为这一派是左派,就对另一派群众进行屠杀。有一次,一座大楼住满了几百名学生,被军队指为“保守派”,责令投降,学生负隅顽抗,军队就在大楼下面埋上了炸药,将大楼炸成粉碎。几百名学生无一全尸。军队也有互相火拼,国防军打地方军,正规军打民兵,形成无头公案的混战,最遭殃的还是人民。

在那个可怕的年代,中国人的道德文化扫地以尽。骨肉相残,人心自危,儿子诬告父亲,妻子检举丈夫的事比比皆是。有一位母亲被批斗时被人揪住长头发,还逼迫她两个七、八岁的儿女用木棍去打他们的生身母亲。儿女哭着叫妈妈,但被揪斗的母亲却流着眼泪说:“孩子,乖,你们要打呀!妈妈是坏人,打呀,妈妈不怪你们的。”两个儿女只有伤心地一棍一棍地朝母亲打去。当妈妈心里明白,如果不叫儿女们打自己,说不定他们自己就会遭到遍地鳞伤。不少人上吊、跳楼、触电、撞车、服毒、自刎,全国都是一片鬼哭狼嚎的悲惨景象。

如果一家人失火,救火的人不敢先救小孩和财物,而是先抢救出毛泽东的画像和石膏塑像,因此有的小孩被活活烧死在火中。在当时毛泽东的石膏塑像到处都是,人人必须添置以示忠诚,又十分害怕惟恐照料不周。去商店买毛像,买后不敢包装捆提,因为主席像是没人敢捆的,必须双手捧着走,拿回去又怕被小孩撞翻打坏,否则,那是不忠不孝的大罪,有了灰尘不敢用扫帚拂拭,因为主席的脸皮不能扫的,放进箱子和抽柜中也不行,那是封锁了“毛主席的光辉形象”。

有一次,一个老人手捧了一个毛泽东的石膏像在街上行走,不小心摔了一跤,毛像也摔成碎片,他马上跪在地上请罪,害怕得流着眼泪,口中不断念叨,毛主席呀!我有罪,我不是故意的,我对不起您老人家!请宽恕我吧!四周拥满了围观的人,有人喊:“他侮辱毛主席,打他,押他游街!”这个老人惶恐至极,一面哭喊着:“毛主席呀,我是忠于你的。”一面从外衣上解下一个毛泽东的大铜像章,又解开衣服,一下子将铜像章的别针刺进胸口的肉中,让像章别在赤裸的胸肉上,鲜血浸滴着衣衫,围观的人见他有这种诚心,才慢慢走开。而这位老人慢慢爬在地上一片一片的拾起毛像摔破的碎片,装进衣袋中小心放好,才一步一步痛苦地走回家去。

“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文革中究竟死了多少人?说法不一,无从确定。正如一九八○年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所说的那样:“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阔。总之,人死了很多。”

R-J-Rummel教授的著作《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国》说,文革中丧生者的数目大约为773万人。这个数字可能偏高,但是相信应在200万以上。

下面是视频:文化大革命纪实录像(禁片)

文革的结束

1976年10月6日,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在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的支持下,以通知四人帮成员开会为名,由汪东兴负责的警卫部队8341部队就地逮捕四人帮所有成员,对其进行“隔离审查”。这次事件被称之为“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也由此落幕。

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中共公开审判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和所谓林彪集团等。1981年1月,最后判决江青和张春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姚文元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戚本禹18年(1967年就入狱),迟群18年,刘庆棠17年。对五年以前就入狱的林彪集团成员的判决结果是:黄永胜、陈伯达、江腾蛟18年;吴法宪、李作鹏17年;邱会作16年。江青后来在保外就医期间在寓所内自杀。

中共对文革的态

对于文革,现在中共官方自从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表面上持否定的态度。其长期正式的说法是——文化大革命是“由领导者(指毛泽东)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指林彪集团和四人帮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并指出毛泽东应为“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负相当责任。

实质上中共从来没有对文革进行任何的反思,一向标榜“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共从夺取政权的第一天起,就面临着执政合法性的问题,以伟光正的形象掩盖其篡政的本质,所谓的对文革的反思只不过是维持其政权不得已的策略而已,不过是中共内部不同派别政治博弈和斗争的结果。历次政治运动中共除了推卸责任,比如把文革的罪行放到所谓“造反派”身上,还每每到了政权危机时抓替罪羊,比如替文革发动者毛泽东背黑锅的是完全对立的两股政治势力——“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而文革迫害的最大的推手,帮助毛助纣为虐的周恩来被描绘成“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邓小平将周恩来定性为“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而将林彪定性为“他们的目的就是阴谋夺权。所以要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文革过去40多年,也鲜有红卫兵出来为当年的罪恶道歉。

十年浩劫,胜利者只有一个人——毛泽东。他顺利的铲除了“反革命份子、国家主席刘少奇”,而国家也遵照他的愿望从发展经济又重新回到了“一起以阶级斗争为纲”。

十年浩劫,无数的人冤死,无数的家庭被摧毁,无数的文物被毁灭,人最基本的良知被抛弃。中国5000年文明造就的“仁义礼智信”变成了人害人、人防人、人杀人、人骗人。

毛泽东还说过:文化大革命以后还要搞,永远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可叹的是,这一切正在中国发生。今天的中国人,有些人还觉得文革挺好,要回到文革时代,还要跳“忠字舞”,还要歌颂“伟大领袖”,还要歌颂“党”。这才是真正的中华民族的悲哀,这才是华夏儿女的耻辱。

责任编辑:吴永健/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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