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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系三巨頭之一的黃紹竑
桂系三巨頭之一的黃紹竑

投奔中共的黃紹竑文革中刎頸自殺

【希望之聲2017年12月4日】(本台記者陳克江綜合報導)1949年8月31日,國民黨上將黃紹竑在香港通電,正式投奔中共。17年後,1966年8月31日,國民黨的“殘渣餘孽”黃紹竑對中共徹底絕望,在家中用剃鬚刀刎頸自殺。

黃紹竑家是廣西容縣有名的望族,曾叔祖父黃鵬奮,叔祖父黃金韶,叔父黃玉忠皆爲前清進士,父親黃玉樑是前清舉人。黃紹竑7歲入私塾,14歲入廣西陸軍第三中學。17歲入武昌陸軍軍官預備學校,19歲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畢業後,回廣西陸軍任准尉見習官。

新桂系統一廣西后,黃紹竑與李宗仁、白崇禧並稱新桂系三大巨頭。1926年6月1日,黃紹竑任廣西省政府主席,長期經營廣西,成效卓著。只用兩年時間,廣西全省建成通車的公路就達5千多裏,比同期全國任何一個省都多。南寧、梧州、柳州、桂林等城市改造擴建後煥然一新。黃紹竑還首倡創辦廣西大學。之後,在蔣桂戰爭失利後,投奔蔣介石,曾任國民政府委員、內政部長、浙江省政府主席、湖北省政府主席。抗戰爆發後,歷任第二戰區司令長官、第三戰區司令長官,中將加上將銜。

1937年3月,黃紹竑在浙江天目山曾作《滿江紅》詞一首,抒發臥薪嚐膽、收復失地的心情:“天目重登,東望盡,之江逶迤。依稀是,六橋疏柳,微池西子。寂寞三潭深夜月,岳墳遙下精忠淚。忖年來,守土負寸心,生猶死。收失地,從茲始;越勾踐,應師事。願勿忘,訓聚膽薪滋味。逸豫有傷家國運,辛勞勤把我行治。枕長戈,午夜警雞鳴,扶桑梓。”

1937年7月7日,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黃紹竑被蔣介石任命爲軍委第一部長,主管作戰計劃與作戰命令。黃紹竑在數日內,便完成機構組建,並擬出初期對日作戰計劃送蔣介石。日軍由華北向山西步步進逼。蔣介石急命黃紹竑到山西視察,並與閻錫山洽商以後的處置。之後,任命黃紹竑爲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策劃了娘子關之戰、忻口會戰等,重創日軍。

1937年12月,太原失守後,蔣介石調黃紹竑重任浙江省政府主席。黃紹竑在浙江度過了整個抗戰時期。他提出“刷新政治,保衛浙江”的號召。在1938年2月,制訂頒佈了《浙江省戰時政治綱領》。據介紹,他做事不官僚,發行“同盟勝利公債”、開展節約儲蓄運動,這些很具體的事,都一一過問。爲了抗日,他在麗水山區搞起了兵工廠——浙江省鐵工廠,把搶運到後方的機器集中起來,讓流落各地的技工技師匯聚一起,研製生產各種槍支彈藥。到1939年冬,還新建了3個專門造步槍、輕機槍、手榴彈及各種爆炸物的分廠,同時成立了一個實驗室,從事兵器研究與實驗。大量出產的“浙版武器”,甚至遠銷到黃紹竑的老家廣西。

在抗日戰火中,黃紹竑十分重視教育等事業的發展,提出“戰時教育第二,平時教育第一”的教育方針,創辦了浙江英士大學。在科學方面,設立獎學金,他本人親自搞科研,研發改進了多種武器裝置,研究生產戰時緊缺物資——水泥。他還花了大量時間、精力研製無線電密碼機,並因此獲得浙江科學獎金委員會6000元獎勵。抗戰勝利後,黃紹竑被當時的杭州市參議會授予“杭州市榮譽市民”稱號,獲榮譽證書一份、純金鑰匙一把。爲表彰他對兵器研製生產的貢獻,國民政府軍委會還授予他一等金質獎章。

抗戰勝利後,1946年,黃紹竑當選監察委員。1947年當選監察院副院長。1948年4月,李宗仁競選副總統,力邀黃紹竑任競選參謀長,在蔣介石竭力反對的情勢下,桂系三雄再次聯手,黃紹竑出謀劃策,最終讓李宗仁成功當選;次年,在國共內戰中連年失利的蔣介石被迫下野,李宗仁就任中華民國代總統。1948年4月1日,李宗仁派黃紹竑等作爲和談代表,到北平與中共談判。

1949年4月16日,黃紹竑自北平飛返南京,攜中共所提之24項要求向國民政府請示,和議條款中有李宗仁可當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兩廣兩年內不土改等內容,白崇禧可以帶40萬兵等。白崇禧對中共的本性有很深刻的洞見,以傅作義在北平的20萬大軍被徹底改編爲證據,說:“共產黨不可信,這些要求絕不是合作,而是要我們投降,漢賊不兩立!”李宗仁、白崇禧拒不同意在和平條款上簽字。

國共和談破裂後,黃紹竑避走香港。1949年8月31日,黃紹竑在香港通電正式投奔中共。9月,乘船祕密北上,迴歸北平。之後,曾任中共政務院政務委員,第一、二、三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民革中央常委等職。這些職務都是些虛職,並無實權。

1957年,毛澤東鼓動黨外人士“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幫助中共“整風”,並且信誓旦旦的承諾“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各級中共官員一再動員黨外人士和知識分子“大鳴大放”,放心大膽的給中共提意見。黃紹竑不知這是毛澤東“引蛇出洞”的“陽謀”,竟也講了一番真話。他在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的座談會上說:“整風固然需要,而建立法律制度同樣是需要的,光是整風而不建立法律制度,就無法永久保持整風的效果。”他指出:我們的立法落後於客觀形勢的需要,刑法、民法、公務員懲戒法等都未制定公佈,經濟方面的法規更不完備,“五年計劃”快完成了,但是,度量衡條例還沒有制定出來。公務員懲戒法和各機關的組織條例、辦事規則等,都是與“整風”最有密切關係的法規,必須早日製定。

黃紹竑還特別談到:“我所以提黨政關係問題,絕不涉及黨的領導權問題,而是領導方法問題。我覺得過去某些地方某些工作上,沒有通過人民、通過政府,而直接向人民和政府發號施令,各地方或機關黨委五人小組在肅反運動中直接處理案件……這樣會造成很多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問題。”他建議人大常委、政協常委專職專業,認爲兼職可能造成官僚主義。

黃紹竑還批評了“成績是主要的,偏差錯誤是個別的”的“公式”,認爲不能用強調成績來掩蓋錯誤,百分之二三的錯誤案件,在全國範圍內不知要造成多數人家破人亡!黃紹竑還談了兩個非常具體問題。他認爲,第一,受勞動教養的,據說有兩萬人,大多數是機關幹部、知識分子,他們既夠不上刑事犯罪,已經勞動教養了一年多,應該定出一個整體的解決辦法來,不宜久拖下去。第二,國共內戰時期,一些國民黨人傾向中共,爲奔走和平或參加工作多少出了一些力,但因歷史的關係,被懷疑判了重罪,希望徹底檢查無辜、平反,歷史上有罪的,也應酌情處理。

以上看法,合情、合理、合法,甚至不乏真知灼見,但是,不閤中共的口味。1957年6月8日,毛澤東寫了“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的祕密指示。6月10日,毛澤東又寫了題爲“中共中央關於反擊右派分子鬥爭的步驟、策略問題的指示”。一夜之間,“幫黨整風”變成聲勢浩大的“反右派運動”。黃紹竑禍從口出。1957年11月13、14日,民革中央受命連續召開大會,批判黃紹竑,會議由民革中央組織部長朱蘊山主持。出席會議的有民革中央主席李濟深,副主席蔡廷鍇、張治中,民革中央常委、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各部門負責人,以及民革北京市委的全體幹部,共700多人。先是由黃紹竑自己做檢查。自己“糟蹋”自己。然後,與會者羣起而攻之。

1957年12月,黃紹竑被打成“右派頭子”。1958年中共第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開幕的前一天,即1月3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向大會遞交了《關於罷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民族委員會、法案委員會和國防委員會中的右派分子黃紹竑等十人職務的建議》。2月1日,黃紹竑在全國人大的所有職務全被罷免。一次又一次的批判,讓黃紹竑身心交瘁,精神受到巨大刺激,曾兩次服安眠藥自殺,卻被救活了。

1966年5月16日,“文革”狂潮襲來,黃紹竑成了國民黨的“殘渣餘孽”,重點衝擊的對象。他在北京小雅寶衚衕的住宅被查抄,本人也被打得奄奄一息,存款現金全被抄走,家中連開伙的錢都沒有了,他讓身邊的一位老公務員到政協,請求預支一點薪水,這時,政協已被造反派奪權,把老公務員訓斥了一頓後辭退,薪水當然也沒有領到。老公務員回家向黃紹竑訴說經過之後,黃紹竑一言不發,心如死灰!

1966年8月31日下午,黃紹竑來到北京西總布衚衕5號看望李宗仁,面露驚慌之色。在座的程思遠對他說:“看來你有心事。”黃紹竑說:“我不爲自己打算,我擔心的是德公。”其實,黃紹竑來李宗仁處是做最後的求救,當他看到李宗仁都自身難保之後,對中共徹底絕望,回家後,即以剃刀刎頸自殺!

據說,黃紹竑曾留有遺書給他的妻子,表達他的後悔之意:“餘當年棄國投共,始令億萬黎民今於水深火熱之中。餘投共而罪該萬死,唯國人卻無辜矣,即九泉下亦無面目見萬民!”

責任編輯:靳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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